食品安全治理改的障碍与路径分析 .docVIP

食品安全治理改革的障碍与路径分析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确保食品安全。在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2013年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体制改革基础上，初步形成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农业部合作监管的格局，有效减少扯皮和推诿责任现象，提高了监管效率。《〈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历经三审，最终于2015年4月通过，为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仅2014年，全国就侦破2万余起食品安全犯罪事件，部分案件涉案案值上亿元，涉及多个省市，影响甚为恶劣，这意味着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的问题依然突出。食品安全治理的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食品安全治理失灵及其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源自于食品市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造成的食品市场失灵。食品的分类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成本高昂且不可能承担全部信息的成本，从而造成市场失灵。市场上客观存在的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使整个食品链普遍存在信息缺失，并随食品链延长，质量安全信息缺失呈递增效应。徐晓新认为信息不对称贯穿于整个流通链，加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技术低和生产流通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Jason和Jill则指出，对于难以有效追溯的经验品，个别企业有选择生产次优质量水平产品的内在激励选择。周应恒和王二朋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因为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行为人完全履行法律与道德义务也无法避免的食品安全问题，即“无知”问题；二是由于生产流通过程中的败德行为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即“缺德”问题。为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Grossman认为不需要政府干预食品市场的安全问题，可以通过信誉机制形成一个独特的高质量高价格市场均衡。Barling和Lang则认为政府出台并实施的食品安全政策，能够增加高品质食品的供给，但必须对食品质量规制政策和行为加以控制，不然会导致比市场失败更为糟糕的政策失败，降低消费者的福利。Martinez则认为政府监管存在成本高昂且监管资源有限的不足，政府的公共监管体系和企业的私人监管体系都有其缺陷，需要建立一个由政府与企业协同行动的联合监管系统。王可山和李秉龙针对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指出完善的食品安全治理，应遵循共同治理原则，在加强政府管制的同时，进一步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尤其要注重生产者自控的关键作用。尽管政府规制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但现实中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使得学者们高度关注食品安全规制失灵问题。张肇中和张红凤对我国乳制品行业食品安全规制的间接效应进行了度量，发现食品安全规制效果并不显著。廖卫东等总结了食品安全规制失灵的多方面原因：一是规制者所处的信息劣势使得规制效率大打折扣；二是作为经济人的规制者追求的利益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三是规制者在食品安全信息收集、规则的制定与发布和规则执行规程中需要耗费巨大的实施成本。更有学者认为，不断强化的食品安全规制，是寻租和创租现象的根源，并造成食品安全规制流于形式，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屡见不鲜。禹桂枝建议通过强化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提升食品安全规制效果。廖卫东等建议在健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信息体系基础上，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部分学者认为单纯食品安全规制并不能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沈宏亮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是私人治理失灵。崔焕金和李中东指出食品安全的本质，实质上是食品产业链上各市场主体如何履行产品质量合约的问题，应通过进一步放松规制，减少食品安全中的寻租、创租现象，从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牛少凤在比较西方食品安全治理先进经验基础上，建议新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应坚持“政府作为食品安全治理主体、企业作为食品安全责任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正向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公众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吴元元则通过对执法资源和社会需求的综合研究后，强调仅通过国家进行食品安全治理难以有效提升食品安全水平，食品安全治理亟待机制创新，亟需通过积极引导消费者等公众和企业共同参与，构建具有强威慑力的声誉机制，以有效解决食品安全治理问题。张晓涛和孙长学也强调食品产业链的生产者、加工企业和流通业者通过自己的声誉来积极维护食品安全是食品安全体系有效运转的核心。颜海娜和聂勇浩认为食品安全制度变革的走向体现在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清晰界定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分配，在适当集中监管权限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之外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建构合理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加强相关治理主体的有效协同，既可以有效避免食品安全规制机构在信息不对称、集团利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又可以有效监督、约束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