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docVIP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 俞启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国近代是一千极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它的产生有着历史的 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正如张之洞惊呼： “今日之世变， 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①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由于长期封闭的历史文明滋育了自傲的民族心理和维持旧有传统的社会惰性，不易接受新的变革。特别是封建专制制度及伦理纲常是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命脉，是丝毫放弃不得的，另一方面，腐朽的封建制度及旧的传统文化又明显落后于资本主制度和近代科学文化，由于这种落后使得我国处于不断挨打的困境，中华民族的生存以及清王朝的统治都面临严重的威 胁，一成不变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矛盾的思想产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非张之洞所首创，早期改良派人土，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均已提出这一主张。张之洞则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他于1898年春夏之际撰写《劝学篇》一书，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言“中学为体”，外篇言 “西学为用”。他凭借自己在清政府中显赫的政治权势，使这一思想原则得以有力地贯彻实 施。因此，人们在论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总是将它挂在张之洞的名下。实际上， 除少数冥顽不化的守旧派和全盘西化的鼓吹者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清末政 界和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只是具体的理解和解释各有差异罢了。 如果说“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和文教政策的话，那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和文教政策。对于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影 响甚大的文教政策，有必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 史范围之内”，②作出客观的、全面的评价。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说：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⑧这里所言“中学’的内容是古已有之的，而且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教育的“体”具有新意的是“西学为用”。 首先，承认“西学”为“学”而并非仅为某些“长技”，意味着中国知识界不得不放弃盲目自大的传统意识，他们逐步看到西方国家的先进不只，是船坚炮利，工精器巧。而在于整个科学文化及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上，甚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张之洞将“西学”分为“西政” 和“西艺”两类(有时还兼言“西史”)。“西政”包括教育、国防、财政、司法、贸易等方面的制度措施，“西艺”则指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各类科学技术。张之洞深恶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泰西哲学”，这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但他并非只讲“西艺”、不讲“西政”。他曾明确指出：“西艺非要， 西政为 要”。④他撰文大量介绍了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教育、政治、宗教、法律等社会生活 及上层建筑领域的发展状况，总的说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即使是谈及西方政治制度时也多有褒辞。例如他指出，“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欺。”⑤可见他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并非完全满意。张之洞主张学习“西艺”在先，学习“西政”在后。他认为“讲西政者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⑥不掌握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亦难以实施近代的管理制度。 其次，强调“西学”为我所用，这既是理论原则，也是行动纲领。而由张之洞这样的统 治阶级代表人物所提出，更增加了它的可行性。要使“西学为用”，必须培养大批系统掌握 “西学”的人才，这样就必然导致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张之洞认为：“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之处。”⑦在清末兴办新教育，改革旧教育的活动中，张之洞的业绩可谓相当突出。他主持创建了一大批新式学校，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附属有中国最早的官办小学和幼稚园)、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铁路专门学堂、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等等。这些学堂“新”就新在力求“西学为用” 上，学生比较广泛地学习西方各类科学技术，在教学和管理方面也采用了某些近代措施。张之洞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⑧。他先后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尤以赴日本留学者居多。张之洞高度重视外国语学习，认为这是学习一切西学的阶梯。掌握了外国语，即可自读西书、自研西法，而不致受辗转传翻之书所误，亦不致受洋教习一人之法所限。张之洞主张学习“西学”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强调“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