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毕业设计（论文）.docVIP

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龟兹在西域成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区，有其重要原因。 首先，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对龟兹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古文献的深入研究，表明在上古时代的某个时刻，一支操印欧语的部落迁入龟兹及其左近，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的语言属于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Centum语组，学者们将其定名为吐火罗语(Tokharian)。由于在语言学分类学上“吐火罗语”与其近邻——印欧语的主要东方分支印度一伊朗语(Indo—Iranian)的距离较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的拉丁一凯尔特语与日尔曼语有较近的关系，故它在印欧语分类学的研究中占有举世公认的重要地位。这使得库车成为古代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地名之一。 此外，龟兹是西域与内地文化交流最密切的地区之一。它是佛教东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中继站。龟兹人鸠摩罗什在佛经翻译与中国佛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多元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古代龟兹独具特色的乐舞，深受内地人的喜爱。 西汉时龟兹为西域36国中之大国，曾与匈奴建立了密切关系。唐代除咸亨年(公元670-674年)到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的约20年间外，这里自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一直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贞元(公元785—804年)初，其地人吐蕃。此后为回鹘所居。入宋以后，我们看到龟兹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当地居民不再使用吐火罗语而改操突厥语，放弃佛教改宗伊斯兰教，即语言上的突厥化与宗教上的伊斯兰化。本文拟先讨论龟兹地区的突厥化进程，继而研究高慧超所见之龟兹汉僧佛寺，然后再考察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的早期过程。 一、吐火罗语的消失问题——突厥化浪潮 北朝时代，中原人对塔里木河的上源有了相当科学的了解。《周书》描述塔里木河之南源和田河时称：(于阗)“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俱北流，会同于计戍。”1《通典》有大致相似的记载：“首拔河，亦名树拔河，或云黄河也。北流七百里入计戍水，一名计首水，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2 比照今和田河上源，可知所谓于阗城东之“树枝水”或“首拔河”，即今之玉龙喀什河(Urung Qash)3。惟其名称“树枝水”(或“首拔河”)，来源不详。城西之达利水，显系今之喀拉喀什河(Qara Qash)4。“达利”之音虽近于波斯语darya(意为“河”或“海”)，但5-6世纪时，于阗地区非波斯语影响区，故“达利”不可能是darya的音译。查和田塞语(Khotan Saka)中“石”为dura5，它是否为“达利”之原字，有待于研究。 “计戍”之原字，或为和田塞语garsva“石”6，或为突厥语qash“玉”的音译。若为后者，则说明早在5-6世纪时突厥语的影响已经扩及此。据上引《周书》的记载，计戍似为白玉河与墨玉河汇流处的地名，或汇流后的和田河河名，恰同于阗自古出美玉的事实相应。而据上引《通典》的记载，白玉河和墨玉河从于阗向北流350公里后，方汇人“计戍水”，则此“计戍水”相当于塔里木河今阿克苏以下河段。如“计戍”的名称源自突厥语qash之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北朝时此地名所用之地理范围已与龟兹不远。 我们还注意到，至少自汉代起，天山东段在汉文史料中常被称为“白山”。《后汉书》记：汉军“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人车师”7。《后汉书·耿秉传》亦记，此年冬汉军1．4万“复出白山击车师”8。《太平御览》卷50《地部》所引《西河旧事》的文字，曾解释了“白山”这个名称的来源：“天山高，冬夏长雪，故曰白山……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9可见“白山”得名于天山之巅的长年积雪。“白山”之称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隋书·铁勒传》中对“白山”有如下记载：“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10 龟兹附近的“白山”又称“阿羯山”。据《通典》记载：“龟兹，一日丘兹，又曰屈茨。汉时通焉。王理延城，今名伊逻卢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隋《西域图记》云：‘白山，一名阿羯山。”11学者们已经注意到，“阿羯山”或“阿羯田山”的名称，很可能是突厥语Aq—Tagh“白色的山”的音译12，而“白山”这个称呼似为此突厥语名称Aq—Tagh的意译。如此说成立，则龟兹以北天山一带很早就有操突厥语的部落在活动。 在突厥出现于史册之前，早期操突厥语的民族在天山草原的活动尚有其他证据。《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下记“金满”县：“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此即“北庭”的突厥语名称Beshbaliq(别失八里)之来历，粟特语称为 Pen—jkat，其意亦为“五城”。 唐初玄奘西行求法，曾从伊吾即今哈密西行，进入高昌界边城白力城13。“白力”这个名称使人联想起突厥语baliq，意为“城”。另一条与之相关的史料是《呜沙石室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