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习姓家族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及传承.docx

江西习姓家族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及传承 摘要：江西习氏家族文化遗产分布广泛，富有特点，既有时代性，也有地域性，既有独特性，也有传承性。同时极具价值，它的价值主要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面对这份富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需从调查与研究；规划引领，合理开发；制定法规，成立管理机构，拓展筹融资渠道，设立文保人员和非遗传承人，打造主题公园或文化基地等三个方面去传承，去保护。 关键词：特征；价值；传承 江西习氏家族文化遗产分布广泛，富有特点，既有时代性，也有地域性，既有独特性，也有传承性。同时极具价值，它的价值主要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面对这份富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需从调查与研究；强化规划引领，合理开发利用：制定法规，成立管理机构，设立文保人员和非遗传承人，打造主题公园或文化基地。 一、江西习氏家族文化遗产的特征 （一）时代性。习氏家族自东晋迁入江西始，创造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文化，其内涵和形式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如位于枣木山的习凿齿墓，无论是从形制，碑文，石饰来说都符合魏晋南北朝丧葬习俗，是典型的魏晋风格。首先从形制上来看，该墓规模并不大，其结构为圆形土堆，直径约5米见方，丝毫看不出豪华之风，阔绰之气，《宋书.礼志》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做石室石兽碑铭等。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该墓跟魏晋南北朝时期提倡的节葬风俗是相吻合的。其次，从碑文来讲，在魏晋时期，不但有众多的名碑，就是普通百姓也有立碑的习惯。前者如蔡邕的《太傅胡广碑》、李兴的《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侯羊公碑》，后者如帮成年人离墓碑，甚至还给幼童立碑。在次，从石饰来谈，我们知道：自秦汉起，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官宦人家，其墓道上都会立石狮、石柱、石虎、石骆驼等。《后汉书》记载：“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又《西京杂记》有载：“余所知陈缟，质木人也，入终南山采薪还，晚，趋舍未至，见张丞相墓前石马，谓为鹿也，即以斧柯折，斧缺柯折，石马不伤”。[1] （二）地域性。江西习氏文化遗产分布在新余，吉安，宜春，萍乡等地，流淌于袁河、赣江周围，集中于白梅，湖州，华城门三处，是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江西习氏家族文化遗产，每一处的遗产都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如分布在新余白梅的家族文化遗产，他既有书院，又有楼阁，还有石桥，更有惜字塔这样少见的文物。可以说，整个白梅的文物，呈现出多而完的特点，这在整个江西乃在全国都是极有特色的。峡江湖州的文化遗产主要以门楼为主，除此，古戏台也是其特色之一。相对而言，新干的文化遗产比较单一，几乎没有什么富有特色的文化遗产。值得一提的是它作为江西河南乃至陕西习氏的发源地，在家族的迁徙上了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另外，像萍乡湘东，宜春上高等地因迁徙时间相对不长，人口聚居不是很多，文化遗产就显得更单一。 （三）独特性。江西习氏文化遗产类别多，其中有些全国罕见，为习氏家族独创，特有。通过实地调查，纵向比较，我们发现有部分文化遗产是家族中所特有的。比如惜字塔，这在家族中是首次发现的。 （四）传承性。江西习氏家族文化遗产和湖北习氏文化遗产，河南邓州习氏文化遗产，陕西富平习氏文化遗产等一脉相承。时空跨越虽大，但脉络清晰，传承有序。最能反映传承有序的是该家族的家谱，江西习氏家族的家谱保存完整，修谱较勤，内容翔实。无论是新余还是吉安，抑或者宜春萍乡，他们的家谱都有吻合处，且可信度很高。另外，该家族的宗祠保存也是相对完整，从各地宗祠来看，都有家族传承性。 二、价值 （1）历史价值。江西习氏家族文化遗产是地方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供文献参考，也可做史料研究。比如该家族重要成员习凿齿创作的《汉晋春秋》便是具有文献史料甚至文学价值的一部巨著。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曾引《汉晋春秋》中有关资料共八十五条。其中记载曹魏的史事有四十余条，蜀汉的史事近三十条，孙吴的史事有十五条。裴松之在注引中，有的全部引用，有的在引用后再进行评论。[2]清人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述《晋春秋》一书的史学价值时说“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普春秋》始立异以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长，寿之缪万力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面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美甲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3]这说明《汉普春秋》的史学价值所在，是从理论上确立“晋越魏继汉”的正统史观。总的来说《汉晋春秋》这部史书的价值有四：一，确立新正统史观；二，治史实录精神；三，撰写形式别具一格；四，文献与文学价值突出。 习凿齿撰写的另外一部作品《襄阳耆旧记》同样具有很好的历史价值。该书既可称掌故之书，又可谓方志之作，其内容广博，体例简括，取材精审，不仅是记载襄阳地区地方历史文化的专书，而且对于我们审视湖北地方历史文化传统及文献流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