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廉政建设的史与经验.docVIP

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与经验 　　　　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写道：“历史学家倡言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所谓贪污，是指官员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手中的政治权力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侵吞国家财产、假公济私、违法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与贪污相对的则是廉政。贪污腐败自古有之、连续不绝，在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和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今天，更是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因此，如何加强廉政建设、形成廉政文化这个历史性、全球性、现实性的话题也再次被热烈讨论，成为亟待我们继续探索的重要课题。 　　有语云“读史可以明智”，二十四史不仅是一部贪污史，更是一部与贪污腐败斗争的廉政建设史。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都在治理官吏贪污腐败方面给予了重视和努力，即便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也不例外。纵观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得知：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建设是廉政建设的重要路径, 然而要达到标本兼治的目标，还需要树立治理理念、进行社会建设等与之相辅相成的举措。因而，有必要梳理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以求为我国今后的廉政建设提供可资参考借鉴的重要依据。 　　中国传统廉政建设经验丰富在上下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廉政思想。纵观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佛家，“民本”、重义轻利、克己自省、敬天畏命等方面思想十分丰富。这些思想观念经过无数的实践，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前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民本思想，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子百家的民本思想互有不同而又互相补充，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民本思想的重要来源。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仁政”学说，荀子的“君舟民水”等主张，成为封建盛世的治国之道；道家则从“无为”出发，论证了他们的“爱民利民”主张；墨家建立“兼爱”学说；法家也提出了考虑民众利益的思想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历代思想家对民本思想不断补充、完善和发展，使之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执政者担当社会责任、为民请命的传统精神约束。 　　重义轻利，是廉政文化的伦理基础。孔子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古人主张藏富于民，好的政府和官员应把利益让渡给老百姓，执政者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重利轻义要求执政者在物质利益方面谦让和不苟取，反对贪污腐败，以权谋私。 　　敬天畏命，是中国古代廉政约束的信仰基础。中国传统文化讲“举头三尺有神明”，认为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鬼神的眼睛，又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与天理昭昭的报应思想有关。传统社会敬天畏命思想，给封建社会的权力主体造成一种无形的心理约束机制。 　　克己自省，是廉政建设的一条自我修养之路。孔子主张“克己”、“修己”、“ 自戒”、“自讼”、“自省”、“自责”、“约”，要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讲“养性”、“养身”，谈“良知”、“良能”。明代王阳明要人们下“省察克治之功”，把身上一切欲望“扫除廓清”。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道德的主体能动作用, 认为这是知善、行善并达到成圣成贤的关键。 　　历代廉政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还通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层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向现实转化，形成约束力更强的廉政制度。廉政思想与廉政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一个特色。 　　廉政制度是廉政建设的关键战国秦汉以降, 廉政建设由原先的道德追求向制度层面转化，使得国家围绕如何在政权体制中反腐倡廉做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并在法律法规、监察监督、行政管理上得以体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廉政制度。而制度文化是制度形成的深层次背景之一，也是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积累的经验与理念的升华。 　　严刑峻法是规范、惩治官员的直接有效地路径。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运用法律来规范官员行为。战国时期李悝制定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法经》中，六禁之一的“金禁”就是惩罚受贿行为的规定。隋唐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唐律疏议》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为惩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明清时，反贪立法更为系统，虽仍沿袭唐、宋时期“六赃”的提法，但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另一方面，历朝历代采用严刑惩治贪官污吏。《尚书尧典》记：“鞭作官刑。”“官刑”即专门对氏族的帮伯、师长、酋长等首领的约束性规定；夏朝法典中有“昏、墨、贼、杀”之刑，“墨”即针对贪污；《尚书吕刑》中载西周时代所谓“五过之疵”中的“惟货”“惟赇”，即是指贪污财货，贪赇枉法；唐代规定正七品官枉法受财达月俸禄收入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