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促进低碳技创新的财政政策研究.docVIP

宁波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财政政策研究 　　宁波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财政政策研究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突出，发展低碳经济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近几年发达国家开始把碳关税的征收提上日程，一种强有力的贸易壁垒正在兴起，低碳经济的影响进一步遍及全球。2009年中国代表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中国未来碳排放控制任务十分艰巨。 　　宁波市一次能源极为匮乏，陆域“无煤、无油、无气”，所需能源99%依赖外部输入，其中96%以上为化石能源（依据《2011年宁波能源利用报告》）。我们以能源消费量为基础测算了宁波CO2排放量（方法参见郑长德、刘帅，2011），发现2002—2011年的十年间宁波市CO2排放量增长了约3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3%，高于同期%的GDP平均增幅。宁波市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形势严峻。这显然与打造“美丽宁波”的目标不符。本文认为，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财政政策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低碳技术创新与财政政策的理论关系概述　 　　（一）财政政策是政府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托马斯·思德纳（2002）分析了环境管理政策的两种基本方式：价格型政策和数量型政策。价格政策的目标是“外部成本内部化”，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削减污染，其代表有环境税（碳税）、排污费等，或者其他相关的税费（Baumol和Oates，1988；Williams，2003等）。若政府拥有污染削减成本——收益函数等完全信息的话，也可以选择数量型政策，政府直接干预的政策大多就属于数量型政策；但若政府难以掌握完全信息，价格和数量控制目标的混合管制政策才是社会最优的（WEitzman，1974；Cason et al，2003），例如节能量审核、清洁生产审核等，配合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国家的积极干预，尤其是财政支出、财政税收等财政政策，将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财政政策可降低技术进步的减排效果的不确定性 　　IPCC（2001）认为低碳或无碳技术的研发规模和速度决定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关键。Abdeen（2007）也认为，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技术创新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碳中和等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Bovenberg（1995）、Aghion和Howitt（1998）、Smulders et al（2003）等在增长模型中，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于环境的积极作用。当然，对于技术外生性或内生性的不同假设，将有可能影响技术进步对于环境的作用方式，传统的外生技术假定较容易推导出最优的低碳经济政策。然而最近的大量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的内生性，虽然内生技术变迁提高了减排效果，但也使得减排目标变得不确定，张可云、张理凡（2011）对此有专门的综述研究。也有学者指出技术进步也未必一定能有效地促进减排。例如，Mcfarland et al（2004）认为，在技术特定性资本理论下（基于资本不完全延展理论），所对应技术的扩散程度和速率具有较高上限，其被淘汰并退出该产业的速率会下降，也就是说将阻碍更先进技术的引进，因此技术进步带来的减排效果可能不尽人意。Sachs（2008）指出，由于低碳技术创新具有高沉没成本、高研发风险及强外溢性，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往往效率低下甚至难以持续。因此适当的外部激励就显得非常重要。　 　　国内常进雄（2001）、樊海潮（2009）对技术进步进行了分类，探讨了技术进步对于环境机制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以及如何从技术进步中获得有益于环境的结果。罗堃、叶仁道（2011）认为，对中国而言，技术引进也是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例如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低碳技术转移，这对企业低碳技术进步及节能减排也具有重要意义。Wen和Tan（2011）指出，中国低碳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比较薄弱，虽然技术引进可以部分弥补技术能力的不足，但技术引进之后还是很难形成技术创新，仅靠学习引进恐怕还难以形成持久的科技能力，最后只能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目前中国低碳技术主要以学习引进为主，但这并不能使国内企业在世界低碳竞争中取得胜利，只有当企业具备了自主创新能力，才能真正在世界经济中成为成功者。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将所有企业拉到同一发展起跑线，低碳技术创新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观点：（1）财政政策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2）低碳经济带来了经济赶超的机遇，而低碳技术创新是关键；（3）低碳技术创新存在诸多难题：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的减排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必须存在一定的外部引导使技术进步方向转变为低碳的技术进步方向；资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