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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与经济增长过程 　　 　　摘 要：构建“2+1”部门内生创新模型，考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的稳定性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创新活动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质，初期需要巨大投入，而回报分散在漫长的未来时间，因而未来面临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变化都会影响到创新成果的现值，从而不利于鼓励研发部门将资源投入创新活动。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部门需要实现多重政策目标，这意味着鼓励创新的目标可能受到牵制，从而增加了创新活动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要促进创新活动，必须为研发部门提供一个可以稳定预期的未来制度与政策环境。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 不确定性；创新；经济增长；研究与开发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18） 　　一、引 言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A段，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关键，也是引领下一波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途径。相应地，创新驱动就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理论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成功地分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各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得以趋同的条件是什么，从而分析哪些国家在趋同、可能趋同，哪些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会大受制约，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不断扩大。 　　中国的创新活动与美国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美国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公司如微软、谷歌、苹果、IBM、英特尔等在数量上远远多于中国，在技术水平和技术专利上也远远领先中国。而中国大量的资本资源投入到房地产、金融等能够快进快出的领域，致力于“百年老店”事业的投资少而又少，认真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也屈指可数。 　　现有文献在分析创新活动的形成机制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基本达成共识：创新是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关于创新形成过程，主流文献从三个角度展开了分析：（1）将创新内生化，将其看成是企业追求盈利动机的结果。Romer（1990）将内生的技术变化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从企业的盈利动机来分析技术的进步问题。他将经济分为最终产品制造部门、体现新技术的中间产品制造部门和研发新技术的部门三个部门，讨论了研发部门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向最终产品部门转让技术而促进经济增长的[1]。Lucas（1988）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假设居民在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将劳动力配置到产品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上，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外部性[2]。Aghion和Howitt（1992）受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启发提出了创新性毁灭的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上这个模型是熊彼特理论的重新表述，是将其理论纳入到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他们强调了创新的风险性质：投入巨大资源研发出来的新的技术随时有可能被更好的技术替代，从而丧失其价值。这种性质就使得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3]。（2）从制度和社会的角度分析了创新的形成机制。Baumol（1990）、Murphy等（1991）认为，创新是那些杰出人才完成的工作，而且创新对这些杰出人才而言只是多种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活动中的一种，杰出人才需要决策的是，是否从众多高难度活动中选择创新。同时，针对那些杰出人士提供经济动力并在制度结构上加以约束和引导，对鼓励创新活动而言是极为重要的。（3）考虑了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Lueg和Borisov（2014）强调，企业所进行的创新活动必须对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反应[4]。Mcmullen和Shepherd（2006）强调了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比不确定性本身更为重要，如果企业能够积极面对不确定性，将有益于企业对创新决策的制定，从而增加企业的创新行为[5]。王俊雄和王建华（2016）指出，政府应想办法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提供保障，从而减少企业对于不确定性的顾虑，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推动企业创新[6]。王亚妮和程新生（2014）认为，企业的创新活动往往需要冗余资源的参与，而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有可能促进企业将冗余资源用于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在资源约束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并不能促进、甚至会阻碍企业创新项目的开展，而只有当企业资源较为富足时，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才会得以体现[7]。郝威亚等（2016）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致使企业推迟研发投入决策，从而抑制企业创新，因此，政府应当尽量稳定市场对政策的预期，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8]。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并不能激发企业进行推动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扶持而选择仅仅增加创新“数量”的行为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创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