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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核电生态安全标准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在建核电规模最大国，未来十年全球历史早期建设的第一批核电将迎来集中退役潮，我国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核电工业的重要建设者、继承者、发展者。 下载论文网 /3/ 　　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构建核电生态安全标准，补齐核电安全发展短板，已成为中国核电工业不容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全球核电发展新起点 　　全球核电发展至今，呈现了三轮波动周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核电出现了第一轮增长期，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应短缺推动了核电快速发展，若干年全球核电一年的投产机组曾超过30台，随后受到三哩岛等核事故影响，核电发展放缓。 　　20世纪90年代末核电出现了第二轮增长期，对三哩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反思，推动了核安全技术不断进步，安全监管日臻完善，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问题促使核电再次受到青睐，全球核电迎来新一轮发展期。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了全球对核电安全的进一步思考，对核电安全技术及监管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核电进入第三轮波动周期。 　　历次波动发展期也是新老交替的历史窗口期。第一轮周期中，苏联、美国、英国的核电技术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属于核电发展的第一梯队。第二轮周期中，英国、美国由于能源供需变化和反核浪潮，核电发展停滞，日本、法国、韩国由于能源资源匮乏，坚定发展核电，进入核电发展第一梯队。 　　而在当前第三轮周期中，核电技术梯队正在逐渐发生更替，俄罗斯、韩国的核电技术在全球市场仍然获得了较高的认可，我国也开始进入英国的核电市场。并且从整体上看，我国有望跻身全球核电发展第一梯队。 　　从这三轮波动周期也可以看到，核电安全发展的历史，是一个问题不断暴露、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核电技术从最初关注工程设备，到规范人因操作，再到当前应对极端自然灾害，构成了核电技术不断发展的主线。 　　过去一段时间，工程设备的可靠性不断增强，操作流程不断规范，程序性的人为操作不断被取代，推动了核电安全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今后，如何妥善应对自然灾害，处理好灾害引起的“剩余风险”，将成为核电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除了自然灾害，在本轮发展周期内，核电的特殊性使得核电安全发展还面临其他诸多挑战，需要配套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对科学决策水平、公众参与、安全监管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生态安全标准空白挑战 　　三哩岛事故后，人们发现核电安全的工程技术视角，难以有效缓解人们对不确定风险的恐慌，需要建立具备共识、可互参照的安全标准。 　　为此，美国核管会创造性地提出了核电安全的两个千分之一目标：一是对核电周边个体，因核事故导致立即死亡的风险，不应超过全社会成员因其他事故导致同类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二是对核电周边的个体，因核电运行所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不应超过其他原因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基于两个千分之一目标框架下的安全标准体系不断成熟完善，为核电长期的安全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福岛事故后，这一标准的不足开始显现。 　　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全球核电站的安全运行情况，均满足两个千分之一的目标要求。但民众仍难以接受核?，对核电的忧虑却未见减少。 　　究其原因，三十多年前所设定的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标准，在当前已难以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安全需要。比如，对日本福岛事故的质疑中，还包括了对海洋生态的影响，但生态安全的相关要求，却并未包括在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目标范围内。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生态安全标准空白，已成为核电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工业革命以来，核电工业水平不断提升，成为了人类工业文明的贡献者。然而，核辐射因其难以感知的神秘性，加之普通公众易与军事核威慑相混淆，导致核电的安全风险在各种工业风险中，引起更多关注。人们关心核电对周围水体及水产品的影响，特别是担心核事故对生态的影响。 　　基于传统工业安全标准的评估体系，难以有效度量相关生态影响，也很少涉及各类工业领域生态影响的综合比较。安全基准的缺失，使得安全描述的参照难以统一，公众对核电的信心难免摇摆。 　　此外，由于缺乏定量目标，标准提升的科学依据也显不足，导致一些安全设施层层加码，建设运营成本不断攀高，真实效果却难以评估。这些问题不断传递并累积，最终进入核电决策，增加了核电决策的复杂性。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核电工业的重要建设者、继承者发展者。 核电生态安全标准“三步走” 　　核电作为高密度能源的脱碳解决方案，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必争的重要选择。没有核电生态安全标准的要求，就难有核电的有序发展。为此，我国应尽早在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目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生态安全标准的第三个千分之一：“对于核电周边的生态系统，因核电发展所引发的生态安全风险，不应超过其他原因导致的同类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 　　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