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对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的一点看法.docVIP

. PAGE .. “2006年广东省人大制度理论研讨会论文” 谈对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的一点看法 （唐志勇） 近年来，人大代表制度改革呼声越来越强，尤其是以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呼声为最。根据笔者的观察和分析，原因可归纳为：宏观层面上，持续二十多年的政治体制不断改革和国民法制教育和实践，使我国的民主法制日益完善，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人民群众对上层建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观层面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分化也呈加剧态势，参与经济社会博弈的利益主体日益多元，都纷纷要求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争取在社会利益博弈过程中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对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人大代表的改革寄予厚望，希望能提高人大代表的地位、加强人大代表作用，从而更大程度上维护自身利益。加之国际的经验和实践表明，议员职业化、专业化和事业化是未来的共同趋势，在挟国际并轨的话语旗帜下，也强化人们对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的预期。微观层面上，人民群众对我国当前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角色、数量、作用等现状不满意，要求变革。目前，我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 1、人大代表结构比例不合理。本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体中，广泛吸收各阶层、各行业的优秀人才成为人大代表参与参政议政，“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有利于安邦治国和坚持人大代表的广泛性、先进性和代表性原则。” 张谦元主编：《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大代表构成都会从宏观上考虑，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干部、港澳同胞、归国华侨、少数民族、妇女、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各界中按一定的比例选出人大代表来代表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很好的，但在社会发展变化和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不合理的局面，最突出表现的一点是干部代表比例过大。如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纯粹以党政部门领导干部为职业者有1240人，加上分散在军人、法律界人士、企业家等类代表中的领导工作者，官员（党政官员、法官、检察官、军官、国有企业的厂长、事业单位的领导）代表的数量约占全体2984名代表的半数以上。地方人大的情况同样如此。大量的政府官员成为人大代表显然是不妥的。首先，从代表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代表结构是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们之间利益和主张的差异，其实反映的是他们所处社会关系的差异。现代民主政治之所以普遍要求建立社会对官员的控制，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可能导致他们偏离社会的要求，因此，由官员在代议机构中代表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矛盾，即不能很好地反映民意或脱离社会的矛盾。其次，从人大职责履行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人大代表的构成，有悖于人大职责履行的内在要求。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一府两院”由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而官员同时是人大代表，显然是不利于对国家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监督，因为这样的结构安排使人大代表成为“运动员的同时又是裁判员”，混淆了两者之间的角色分工。这样一种结构既会影响人大向“一府两院”授权的合法性，更使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无法落实，使宪法赋予的人大监督权行使流于形式。最后，政府官员不能同时担任人大代表（议员），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的人大代表现状与国际民主发展趋势潮流相悖，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总体来看，目前这样一种人大代表的构成，与人大的代表性和职责履行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和不适应，即使从避免中国社会形成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出发，也应该改变目前人大代表中官员过多的局面。“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治角色的分化和专门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应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张谦元主编：《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程竹汝：《授权与监督：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2005年第6期。 2、人大代表多为兼职。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传统的观点认为，兼职代表制有利于保持代表和选民的联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人民群众的呼声，更好的发挥代表桥梁纽带作用；有利于人大代表既参加对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决策，又在本职工作中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有利于防止“职业政客”的产生。基于以上的理论依据，我国《代表法》第三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代表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其所在单位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参见代表法起草小组编：《代表法释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这就在法律上规定了我国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