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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了最早的中国 何驽的发现，让我们知道了那个虽然逝去了四五千年，但却永生着的贤能帝君与昌明朝代在陶寺，在临汾，在山西，在中国。 何驽，本名何努，北京人，1963年出生。分别于1985、1988、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9年，在湖北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2001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任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山西队队长。主要从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遗址专项”和“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精神的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之“陶寺课题”。主持发掘出世界最早观象台，研究提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本初“中国”，提出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的系列考古证据链。为将尧舜禹传说变为信史，做出了关键的贡献。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早期国家、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经过考古学家的艰苦探索，近年来，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连续发掘出土了陶寺早、中期城址，宫殿区核心建筑，墓葬区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彩绘陶器等72件套随葬品，及以观象授时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的观象台。通过文物考古专家进一步考证，证实襄汾陶寺遗址极可能就是四千多年前尧时代的“唐尧帝都”。这一发现不仅确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同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迹遂使远古时期的人文社会景观凸现眼前。 这一考古发现的报道一时间轰动海内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一发现，将意味着在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历史再向前扩延了一千年，上溯至炎黄时代，从此三黄五帝将不再是传说的故事。完成这一艰巨而神圣任务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何驽博士和他的队员们。 认识何驽博士，还是2002年陶寺发现古观象台时的事。在那一年秋分的当天，我为了考察古观象台的功能，便起了个大早，天微明就同市文物局长闰国庆同志一起驱车赶往陶寺。在发掘现场，我目睹了观测点、观测缝和塔儿山旭日“三点一线”的奇观。何驽博士亲自为我们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中等身材，略显清瘦，穿着一身野外工作装，鼻梁上虽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却也遮不住他那睿智的目光。作为陶寺城址发掘的领队，何驽博士为了自己所钟爱的考古事，在陶寺一住就是几个春秋。不论是敬业精神，还是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钦佩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尧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也先后写过《巾国的源头》、《漫谈华表》、《陶寺探古》、《尧陵一叹》等十多篇散文。陶寺古城址的发掘发现，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先后五次到陶寺调查研究，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同时也就有了更多机会走近并了解何驽博士。 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何驽博士，从小兴趣爱好就比较广泛。他生于1963年9月，一直在北京长大，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上语文、和历史。特别是对文物考古一直就比较感兴趣。每当他与一些同学到一些文物古迹胜地游玩参观时，对一些碑文、墓志和古代钱币总是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和关注。不时把一些碑文拓下来，带回家里保存。对一些古代钱币，更是喜爱有加，常常爱不释手。1981年7月，高中毕业时的他，在选择报考大学的志愿上，曾与父亲交换意见，父亲说，语文、英语属于工具课，是干好其它工作的本钱，或者说是一个“拐棍”，上大学应该选择一门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技术。在父亲的启发下，他便义无反顾地选择考古专业，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年的大学生活，让何驽系统的学习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许多考古方面的专业知识。1985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何驽仍然不满足于已掌握的知识和所达到的专业水平，他曾暗暗告诫自己：大学所掌握的知识，只能是对某一领域知识的系统全面的了解，要想在学术上有更深的造诣，有更大的成就，就必须进入高一层次的学习。于是，他又于198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专门学习研究商周考古。1988年7月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到湖北荆州市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95年9月获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到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任客座教授，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旅美研究生涯。1999年9月，他又再次步入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在考古文博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专门研究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两年的博土研究生学习经历，让何驽对过去十多年的学习和工作实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疏理和思考，使之更加明晰今后工作的方向和目标。2001年7月提前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何驽是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的人。早在湖北荆州工作期间，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所钟爱的考古事业中。并通过发掘和研究，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