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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回举人与“公车上书” 　　清朝末期，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四面乞求，希望外国调停，并派大臣到日本广岛对日求和。遭到日本拒绝后，清政府又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于1895年3月14日带人到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春光谈判。在此期间，不仅李鸿章本人受到日本暴徒的枪击而受伤，并于1895年4月17日在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卑躬屈节、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实际上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的所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时，只纳进口税，并在内地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签订后，一方面，在国际上产生强烈反响，日本政府受到了沙俄、法国、德国的干涉，发生―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另一方面，国内上下震惊，朝野沸腾，民情激愤。这时聚集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各省举人，在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发动下，先由广东、湖南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绝批准这项条约。随后又有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山东、云南等共18省的举人联名上书。最后的上皇帝书长达15000字。签名的举人1200多人。由于我国自宋代以来均用公家车马迎送应举的人，故常以“公车”二字为人京应试举人的代称。此次举人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上皇帝书称之为“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主张。　　在现残存的上书文稿中，可见到全国签名的举子603人。其中贵州95人。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及著名的维新派朝廷大臣贵州贵阳人李端菜的影响和支持下，不怕触犯皇威，以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大无畏精神，满腔热情地在万言书上签字。当时参加这一壮举的黔东南籍举人有7人，分别是天柱的杨树琪、陈明清、吴见举、吴见穆和黄平的乐嘉藻，镇远的杨国栋，黎平的姜义胄。　　现将天柱的四位举人介绍给读者：　　杨树琪(1838-1901)，字瑶圃，侗族，天柱县蓝田楞寨人。道光十四年甲午科举人杨沛泽之子。树琪家道殷实，世代书香，他自幼聪慧，博览群书。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中式第二名，钦赐“翰林及第”，授兵部车驾司主事，后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在京参加殿试时，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置民族危亡于垒卵，毅然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之后不久，他因不满于清政府的腐败而辞职归里，在天柱蓝田楞寨其住宅旁办私塾免费收农家子弟就读，嗣后，受聘主修《天柱县志》，但志书未成，他却抱憾于光绪二十七年辞世。　　陈明清，原名陈联珊，字申甫，侗族，天柱县渡马乡龙盘村人。清咸丰十年(1860)庚申科中举，任安南县(今晴隆县)教谕，兼贞丰州儒学正堂。光绪二十年(1894)赴京应试，次年响应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公车上书”并签名，后任甘肃省某县知县，刚上任被人用毒酒暗害，遗骸迁回故土安葬。　　吴见举，字瑞卿，苗族，清咸丰四年(1854)八月五日出生在天柱县瓮洞镇一个叫岑板的崇山峻岭山寨。吴见举自幼天资聪颖，思维敏捷，勤奋苦读，加之其父吴云台为廪膳生，一代贤儒，性刚外柔，教子有方。吴见举终于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中举，中式第五十四名，为候补知事。次年参加“公车上书”。当时，吴见举等明知这是忤逆犯上的，然而他们爱国心切，深明大义，将自己的荣辱安危置之度外，踊跃在“万言书”上签名。此后，吴等人还积极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民国初年，吴见举返梓，先受聘编修《天柱县志》，后又到广西、湖南等地任职，1915年返回天柱。1918年出任天柱中学第四任校长，他治学严谨，注重人才培养。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的龙大道等人是他的得意门生。吴见举政务之余善于诗词歌赋，《天柱县志?艺文志》留有其较多诗作。民国十六年(1927)七月十六日吴见举辞世，享年73岁。　　吴见穆，学名吴鹤书，字权圃。天柱县瓮洞岑板人，苗族，与吴见举是堂兄弟，生于1864年7月23日。他虽比吴见举小10岁，但却比吴见举早九年、于光绪二十年(1885)乙酉科考中举人，中式第四十四名。1894年，他与吴见举一起赴京参加殿试，正值而立之期的他，血气方刚，充满抱负，在“公车上书”活动中表现尤为活跃。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大挑二等，铨选为贵州省贵定县教谕，之后又与吴见举一起主笔编修《天柱县志》。1906年拣选盐运使，后签分四川署检察厅任检察官，后又受任四川资州府(今资中县)，同年被害于任内，终年48岁。　　(作者单位：天柱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