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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时期与古典希腊时期传统德性的内在演变 摘要：从荷马时期到古典希腊时期，古希腊传统德性完成了从神话到逻各斯的转变，从目的与手段的分离转向智慧与实践的分离，其逻辑演变的最终结果，便是导致了社会角色跟内在自我的彻底分离。 关键词：荷马时期；古典希腊；德性；分裂；内在演变 基金项目：2014年湖南省差异与和谐社会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资助（14jdzb037）。 麦金太尔认为道德概念随社会生活而变化。希腊传统从个人的社会责任来衡量公民德性，也就是个体在履行其社会责任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希腊文明起源于荷马意味着起源于神话和宗教，荷马的英雄们享受人生也正视死亡，此时的德性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然德性，人充分实现了自己的本性便具备了德性。而古典希腊时期所指的德性，在传承神话的同时多了些自然哲学和理性的成分，智者们的兴起唤起了西方独有的理性和伦观念，这时候的德性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智慧德性。 1荷马时期的德性内涵 亚里士多德曾论及，人的每项选择的目的都可能是某种善。因此，自然德性为人的存在本身设定了某种善，每个人都有了自己对于善的追求。荷马时代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暗时代。在迈锡尼文明几乎丧失殆尽的时候，荷马史诗无疑是黑暗中的文明之光。希腊人的传统必定是从荷马开始的，认可这样的社会并且以史诗展示的社会背景来阐释其德性观是理解希腊传统德性的必要部分。 荷马时期神和人的关系是具体的、活的、当下的关系，神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类的贪婪、自私、虚荣、奸诈在奥林匹斯诸神身上也时常体现。人为了寻求不朽的神性一直努力，肉体会消失，所以追求灵魂不朽便成为了永恒的命题。 希腊语的“arete”后来被译成“德性”，在荷马史诗里是表达一种卓越。荷马时代的人是最自然的人，他们的理想人生是身心都得到满足，充分发挥本性成为有卓越的人，亦即得到名声和荣誉。英雄时代是尚武的时代，英雄伦理的标准是由贵族确立的，德性在荷马史诗中主要的涵义是作战时表现的英勇，是俊美的外表得体的谈吐，是优秀的技艺和高超的战斗技术。如果具有这些，就是心灵美的人，就会赢得好名声。 由此可见，荷马时期最初的“善”只是一个不涉及道德判断的价值术语。希腊语境中，公民德性与公民职责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是公民职责设定了公民德性，两者密不可分。 2古典希腊时期的德性内涵 与荷马时代相比，古典希腊时期所指的善行多了自然主义和理性成分，与善行相关的一些形式开始盛行，主要是习俗教育，如戏剧、吟诗比赛、父亲的言传身教等等。此时智者的兴起标志希腊正规教育成为城邦事务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智者们的努力，希腊传统德性完成了从荷马史诗和神话到理性的转变。城邦一直是作为一种公民共同体的存在，城邦共同体的理想体现在公民德性。古典希腊时期，衡量好公民的标准是论辩，智者们努力将论辩技术提高到了评判善恶标准的地位，公民的德性与道德善对人的规定彻底地分离了。在实践的苏格拉底看来，道德与生命的存在浑然一体，善是存在的理由；柏拉图选择在写作中树立理想国度，用善的理念规定一切存在；亚里士多德设定善的最终目的。讨论至此，在这种目的论的解释模式中，德性只是作为一种实现善的手段而出现。 3荷马时期与古典时期德性内涵的演变 第一，目的与手段分离。德性为人类提供了追求善的目的，也为人们提供了追求善的能力。在希腊传统开始的荷马时期，人们根据自然德性设定的善的目的开始追求一种向神明趋近的途径从而实现自身的卓越，这时候的英雄德性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勇敢和赢得荣誉的精神动力。此时的德性概念具有个人独特性，是人在超越自然本性时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的理性的尊严和荣誉，德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在古典希腊时期，随着城邦制的日趋完善，人们在城邦的生活中被标上“公民”的身份，在这种群体政治生活中，德性概念演变成人在政治群体生活中的理性尊严，公民的德性由其在城邦中履行的社会角色规定。 第二，智慧与实践分离。苏格拉底把知识直接理解为德性，柏拉图在认为所有德性的最高点便是智慧德性，亚里士多德对智慧和实践的调节最终确立了智慧德性的至高地位。既然公民德性决定于公民在城邦中履行的职责，那么起初关于公民德性的探讨便渐渐演变成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公民”的探讨，而好公民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为了保证城邦的最高善的实现，就必须协调好个人的德性与公民德性之间的关系。德性概念从如何成为一个“好人”变成了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由此促成了智慧德性对人类实践的超越。 最后是内在自我与社会角色的分离。古希腊的哲人们超越群体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是导致这种分离的根本原因。荷马之后，神话的诗性思维渐渐被哲学的理性思维所取代，在道德问题上就是哲人们对于德性统一的思考。优秀的人的德性与好公民的德性之间便有了矛盾。在哲学与政治、个体自由与政治群体生活之间徘徊挣扎，哲学家们面对个人自由，渐渐从一种纯粹的哲学思考，转向了对人自身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