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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在重庆的情感风波 　　即便是名人伟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和常人无异。　　　　《国歌》的词作者田汉，诗人气质颇浓，一生的情感生活坎坷曲折。而他的两次重庆之行，则将他的情感风波推向了浪尖。　　1940年5月，田汉应陈诚电召，从桂林第一次来到陪都重庆，与从武汉撤退至重庆的第三任(第一任妻子易漱瑜病亡，第二任妻子黄大琳离异)妻子林维中、女儿玛?P和儿子海云团聚。夫妻间暂时忘却了志趣和追求上的分歧与矛盾，一家人同去北温泉，游缙云山。林维中后来称这半年时间是她和田汉的“黄金时代”。可惜好景不长，秋末冬初，与田汉分别两年的红颜知己安娥，带着儿子田大畏，从陕南经川北来到重庆后，这种和谐的家庭生活就随风而逝了。　　相比于林维中的贤慧与顾家，安娥的红色经历和浪漫才情，更契合田汉的“飘泊”本性和浪漫气质。所以，在1929年秋冬之际，原名张式沅的安娥，奉党的指示来“动员田汉人党”时，他们一见钟情，随后就开始了同居。不久，安娥怀上了田汉的骨肉。正当他们沉浸在灵肉和谐的浪漫情怀时，林维中从南洋回来了。重诺践行的田汉，爱安娥，又不能忘情林维中在他爱妻病死、南国社陷入困境时所给予他的安慰与支持。在经过痛定思痛后，他遵守前盟，于1931年初与林维中完婚。“红色女郎”安娥含泪退出。安娥的离开，使田汉一直都沉浸在自责和煎熬的愧疚之中。抗战初期，他们重逢于撤离上海到南京的船上，爱火旋即复炽。随后，安娥伴随田汉，辗转于长沙、衡阳、桂林等地“开码头唱戏”，致力于传统戏曲的创作与改革。在志趣相投的相濡以沫中，田汉的感情逐渐从林维中的身上转移到安娥身上。　　林维中对此无法容忍。当她知道安娥也随田汉来到了重庆，住在张家花园65号“文协”的宿舍后，一腔妒恨喷薄而出。在她心中，她始终认为是安娥的插足和田汉的花心才破坏了自己的幸福生活。积怨日久，丧失理智，全不顾田汉的身份，在张家花园和两路口车站等地大吵大闹，使田汉十分难堪。同时也促使了生性犹豫的田汉在妻子与情人间的取舍。他写信向林维中要求离婚，郭沫若害怕林维中受刺激太大，将信压下。因林维中的纠缠，安娥也常常回避田汉，田汉此时是欲哭无泪，痛苦不堪。在看川剧《情探》时，他触景生情，写下“双鬓近来秋意满，何堪此夜看《情探》”的诗句。　　正当田汉陷入情感的漩涡而心力交瘁之时，重庆的政治气候更是乌云密布。1940年9月，撤销“三厅”后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仅限于“文化研究”上的纸上谈兵。时任“文工会”艺术组组长的田汉，对“在朝”向来不感兴趣，加上三角之中的尴尬处境，使他决定离开重庆。走前，特约好友郭沫若骑马登南山春游，以示临别纪念。1941年3月6日，郭沫若和“文工会”的朋友们为田汉饯行。他在田汉收藏的古画《六骏图》上欣然题六首七绝送别，并在跋语中写道：“寿昌于3月3日约予过江骑马登南山，越三日乘舟东下，将暂别矣。”当天晚上，田汉只身乘船南下，辗转于川、鄂、湘的崇山峻岭之中，向湖南衡阳、南岳进发。　　田汉虽然离开了重庆，但他仍然放心不下林维中身边的两个孩子，对安娥的思念更是如影随形。他在这期间写下的《南归日记》中，思念之语处处显现。积郁在心，不吐不快。他从南岳到达桂林后，在翻新欧阳修《秋声赋》基础上写成的五幕同名话剧中，就将现实生活中自己与林维中、安娥的矛盾，化解为作家徐子羽与妻子、情人，为了民族大义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归宿。可现实的生活毕竟不同于艺术的诗意。1942年，应云卫在重庆排演《秋声赋》，因林维中不能容忍剧中的妻子胡蓼红与情人秦淑瑾握手言欢的结局，拼命阻止，使之在重庆的演出流产。　　田汉在撤离桂林时，从林维中给儿子海男的信中看见了这样伤心的话：“后悔当初不嫁哈同的儿子或那位印度先生淑斯特里，却嫁给你爸爸这样全无心肝的人。”使他伤心至极。不久，田汉与林维中的小儿子海云患肾炎而夭，使业已破裂的夫妻感情更是雪上加霜。　　1946年2月10日，田汉应周恩来电召，与安娥同机第二次来到重庆。正逢“较场口事件”，郭沫若等60多名爱国人士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田汉随即前往医院探视和慰问，并在重庆戏剧界欢迎他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讲，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接着，田汉专程前往曾家岩50号中共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同志，并向他汇报了自己在昆明的工作情况。此次来渝，田汉与母亲、林维中和子女们同住九块桥。　　田汉第二次重庆之行，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心绪颇不宁静，情感风波使他心力交瘁，政治高压又使他倍感压抑。林维中始终认为，她是田汉名正言顺的妻子，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庭和爱是她的正当权力，她绝不容忍他人染指。这种心思长此以往，导致了她的偏执。她不理解也不尊重田汉的事业，把满腔怨恨全部发泄到夺她之爱的安娥身上，乃至于做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来。当她知道安娥住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协时，几乎每晚都要去骚扰，挖窗窥洞无所不至，使住在楼上的侯外庐，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