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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体制的变迁与信用关系的转换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陈国富 第一节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融资体制的变迁 一、“放权让利”改革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在计划体制下,国有经济居于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是依赖两种紧密相关的制度来维 护的,一是国家单方面决定分配比例并拿走全部剩余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以财政为主体的 高度集中的投融资体制。二者分别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环节维系着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 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运用政府的高行政动员机制和高强 度的控制力,使国民收入分配最大限度地向政府部门倾斜。凭借这种政治性动力机制,国家 不仅积累了规模可观的国有资本,而且还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速度虽快, 但人民得到的实惠并不多。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也使国民 经济积累了深重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放权让利”便成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 “放权让利”的直接后果是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导致收入分配迅速向居民个人 倾斜。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50.7%持续提高,到 1995 年达到 73.6%,而企业和国 家财政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30.79%和 16.85%分别跌至 1995 年的 15%和 12.3%(吴晓求 等,1999)。国民储蓄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出大体相同的趋势,1979 年,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 所占的储蓄比例分别为 23.5% 、33.65%和 42.85%,到 1996 年则依次为.75%、20%和 5% (张 杰,1997)。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其意义是深远的: 首先,它使居民收入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78 年以前,居民收入基本上属于消费性收 入,主要用于现期的消费。1978 年以后,居民收入水平逐渐超过现期消费需求,剩余收入 的形成后,收入资本化的需求开始出现并逐渐扩大。 其次,它为打破资本积累的国家垄断、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经济改革以 前,国家拿走几乎全部剩余,低工资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使居民个人失去了资本积累的基 础,资本积累成为一种特权被国家垄断着。因此,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是不可能自发生长 出非国有经济的。但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个人倾斜以后,居民个人掌握了这部分“剩余”收 入的控制权,从源头上形成了国家不能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从经济流程来看,这部分剩余 收入既可以进入国有银行体系,从而成为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来源,但也可以不进入 1 国有银行体系,而是通过民间借贷等形式成为非国有经济的资本来源。所以,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变化以后,打破了国有经济在资本来源上的垄断,为非国有经济进行资本积累排除了一 个体制上的障碍。只要管制有所松动,居民手中这部分金融资源就随时可能成为非国有经济 的种子。国家一旦容许其他主体进行投资,这些种子就会破土而出。 第三,它改变了经济发展融资模式(即融资体制)的流程。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的 发展依赖于一种以财政为主体的融资模式。国家在这里充当资本流动的中介,它把国民收入 的大部分通过财政集中起来,再直接分配给它所选择的国有企业。这一时期,融资的流程是 在财政的框架下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后,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连年下降,财 政已经无力承担原有的集中国民收入和直接投资的功能。为了弥补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配份 额的下降,国家建立了一个由政府控制并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通过设置大量国有银 行分支机构垄断存贷款业务,然后,再由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注资。这时,融资的流程变成 一种以国有银行中介的借贷过程。 二、从财政型融资体制到国家借贷型融资体制 在计划体制下,融资体制是在财政的框架下运作的。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由国家财政集中, 资本积累和投资主要由国家财政完成,项目完工后,在交给国家所选择的企业使用,企业按 计划进行生产。国家确定分配标准,并拿走几乎全部利润和折旧基金,之后又再次通过财政 进行积累和投资。国家不仅充当资本流通的中介,而且控制着经济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从 融资的角度看,这种体制可以称之为“财政型融资体制”。 但是,分权让利的改革是这种模式的条件发生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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