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与Parrhēsia内圣外王的悖论和中国知识分子谢少波二十世纪.DOCVIP

PAGE PAGE 1 弘道与Parrhēsia：内圣外王的悖论和中国知识分子 谢少波 二十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世界写下了如下文字：这个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知真理。能否建构新的真知真理，完全取决于能否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生活的角度去看当下世界。他在法兰西学院最后两年的演讲里，对古希腊的parrhēsia传统，即讲真话的传统，做了开拓性的系统研究，这些演讲先后发表在《对自己和别人的管理》和《讲真话的勇气》两本集子里。Parrhēsia（讲真话）在古希腊，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所谓犬儒派时代，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讲真话，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哲学家或知识分子在作真实诉说时，敢于对权力体制说“不，”敢对君王犯颜直谏，不患得失，不顾身家性命。柏拉图就曾因为讲真话，被当作奴隶贩卖过，苏格拉底为讲真话付出了生命代价。因此福柯说，苏格拉底和他的死开启了西方讲真话哲学。更重要的是，古希腊先哲开出的parrhēsia传统鼓励哲学家和学者从超越世俗、超越现存知识、价值和思想体制的角度，观察和批评世界。这种讲真话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否定性，批判性，去蔽性，和他异性。用福柯的话说，“讲真话的人永远是质疑者，没完没了、毫不留情的质疑者。” Michel Foucault, The Courage of Truth: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II. Michel Foucault, The Courage of Truth: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II. ，18。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也许会马上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的忠谏之士，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最好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先秦诸子，尤其是对儒家传统有些了解的人，在阅读福柯的《对自己和别人的管理》和《讲真话的勇气》时，会发现古希腊的parrhēsia传统与中国古代的弘道传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parrhēsia所揭示、言说和坚守的truth（真话、真实、真理）与弘道传统里的“道”相通：truth与道在许多中英文翻译里都是可以互换的。譬如“道可道，非常道”里的道就被译成logos或truth。如果像福柯所说的，parrhēsia或讲真话、追求真知真理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使命，苏格拉底、柏拉图、犬儒派等开出的parrhēsia传统和实践决定了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方向，那么可以说，两千五百年来，弘道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中国儒家文化给读书人开出的人生道路，在此意义上，弘道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更重要的是， 弘道和parrhēsia都要求弘道者和parrhesiast具备对人类社会的大关怀，追求心灵和道德的卓越，修身见世，因为只有心灵和情操的纯洁和高尚才能保证道和truth的纯粹性和真实性。 福柯在《对自己和别人的管理》和《讲真话的勇气》里，反复转述、谈论的是古希腊时代，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犬儒派时代所力倡的对自己和别人的关爱，心灵操练，道德修养和自我技术。Parrhēsia传统强调心灵与实践、存在与言说、自我关爱与讲真话、关爱世界和批判世界之间的联系；强调知与行合一，立德与立言合一，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合一，价值理想和价值实践合一。从parrhēsia引发出了一种自我文化（a culture of self），一套自我关照、自我实践的技术。讲真话是一种态度，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美德，一种行动模式。古希腊哲学认为，只有通过心灵操练和自我实践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才能敢于讲真话，不畏权力，不怕得失，才能保证reason，truth和soul（phronosis, alethesis, and psukhe）的纯洁性，才能保证言说者的自我主权和尊严。在苏格拉底和犬儒派那里，心灵的操练与身体的磨练相辅相成，让身体的坚忍力和吃苦耐劳达到极限，常常是心灵超越的前提。于是犬儒派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蓬头垢面，四处行乞，俾倪权势，傲视君王，这种刻意追求的生活方式更是西方知行合一史上的一朵奇葩。 一个对中国文化史熟悉的读者，在跟随福柯走进古希腊时， 会觉得走进了一个极其熟悉的世界。儒家传统，其实不唯儒家，诸子百家无不如此， 都讲究修身见世，正心诚意。孔子说，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大学》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划出了一道必然联系。范仲淹号召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张横渠认为读书人的使命在于“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子和其他宋明理学家更是强调自我修养，“变化气质。”顾亭林呼吁天下学子走“明道救世”的道路。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魏晋诸贤，狂放不羁，挑战传统。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