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的制度化与民国新兴宗教的成长概述.docVIP

扶乩的制度化与民国新兴宗教的成长 ——以世界红卍字会道院为例（1921—1932） 陈明华 2012-7-31 17:44:05　　来源：《历史研究》2009年06期 内容摘要：扶乩为一种传统占卜方式，明清以来被不少宗教团体采用。1922年成立的道院即以扶乩为主要宗教活动，其早期势力的发展便得益于此，但同时扶乩手也常借扶乩干涉道院的组织运作，为自身牟取利益，从而引发信众流失、派系斗争及政治势力打击等危机。在不取消扶乩的情况下，如何规避其消极影响成为道院发展中的一个难题。道院管理层试图通过构建一套关于扶乩手的培训、认证及监督的制度解决此难题。针对扶乩手的严格监管制度和合理的收入保障，是扶乩制度化得以取得一定成效的关键。 关 键 词：道院 扶乩 仪式制度化 人事独立 作者简介：作者陈明华，复旦大学历史系2007级博士生。 一、前 言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新兴宗教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1]在1916年至1925年间不少宗教团体纷纷立案成立，[2]它们规模不一，存续的时间跨度亦不相同，其中以同善社、悟善社和道院较具规模和影响。[3]道院在1922年1月立案成立，至1923年7月，已拥有75个分会，势力遍布11省，成为全国性的组织。[4]同善社、悟善社等宗教团体情况大体也与此类似。[5] 这些迅速发展的宗教团体当即引起不少教会人士关注，通过一系列考察，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不少新兴宗教在采用一种“扶乩”的降神仪式。[6] 扶乩活动对于这些新兴宗教有什么意义，它们为何如此广泛地被采用？酒井忠夫曾指出民国初年新兴宗教的大量出现是建立在清代以来扶乩活动流行的基础上。[7]确实，民初多数新兴宗教团体内部的活动与扶乩有密切关系，其中道院和悟善社本身即发端于乩坛，内部成员的各项活动都按乩示进行，重要的动议、行动等都需要在乩坛上征得神灵的同意才具备合法性。在凝聚信众、扩充组织方面，扶乩尤具作用。一些当代台湾学者依靠田野调查的数据，证实扶乩对于信众接受和实践新宗教团体（如鸾堂）教义具有重要作用。[8] 在凸显扶乩对于新兴宗教发展的积极作用时，也不应忽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宗教团体在开展活动时过分依赖扶乩，赋予了作为中介的扶乩手无上权力，使扶乩手易借此谋取不当利益。当这些扶乩手的行为过分侵害其他成员的利益时，容易造成成员退出、团体分裂甚至消亡等不良后果。根据焦大卫（David K. Jordon）和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的考察，台湾扶乩团体慈惠堂就曾出现此种问题。面对扶乩手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其负责人采取了解雇扶乩手废除扶乩活动的办法，但这也同时摒弃了扶乩促进团体发展的积极功能，慈惠堂随之衰落。因此，两位作者认为扶乩团体在生存中面临如何培养和维持良好的扶乩手的问题。[9] 慈惠堂的解决办法显然说不上好，两位作者也未就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发源于济南的道院曾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新兴宗教，[10]内部也有非常活跃的扶乩活动，李光伟指出道院的扶乩具有教化与劝善功能，但并未进一步论述扶乩与道院发展之间所呈现出的复杂面相。[11]与多数依赖扶乩的新兴宗教一样，扶乩既在其教势扩张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带来一系列问题。面对扶乩手所带来的种种挑战，道院管理层也相应采取各种对策，因此其并未走向完全废除扶乩的零和结局。道院如何消减内部扶乩手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如何保证扶乩手的优胜劣汰？作者拟对以上问题作一初步分析。 二、借乩行道：扶乩与道院的兴起 扶乩又称“扶箕”、“扶鸾”、“飞鸾”等，是一种古老的降神占卜术，一般认为起源于民间“迎紫姑”的习俗。[12]宋元以后，不少士子为了增加科场得胜率和缓解考试压力，常常通过扶乩来卜问试题内容、考试结果以及落榜原因，[13]扶乩便渐渐在士人中流行起来。王昶就曾批评士人“祸福以乩为筮，学问以乩为师，疾病以乩为医”，[14]虽然并非每个士子都如此，但由此可见扶乩对当时文人生活介入之广。 早期扶乩并没有特定工具，多以畚箕、桌椅、木板等较常见的器具作为媒介，这些物体移动所画出的痕迹被认为是神灵的指示，扶乩者通过它们预卜事情的行止与凶吉。其后，扶乩工具逐渐专门化，一般一个丁字形木架（称为“乩架”）下垂、直悬一木笔或锥子，便成为乩笔，下配可供写字的沙盘，称作“乩盘”。乩笔可由一人单独操作，也可由两人合作。扶乩时多由两个扶乩手各扶乩架一端，使乩笔稍悬于乩盘之上，然后焚香念咒请神；神仙降临时（称为“降坛”），乩笔开始在沙盘上写字，这些文字常被看作神灵借乩笔写出的神谕（称为“乩示”、“乩训”）。[15] 明末开始，渐有士人设坛结社，举行扶乩活动，至清末这类活动“相沿尤盛，风气所至，几乎遍及全国”。这类扶乩活动“不外乎士大夫之卜行藏，问功名，以及文人墨客之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