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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习能力与中国赶超战略 国家的学习能力 从古代的希腊或是中国开始，国家的能力或力量便被认 为几乎全是基于物质能力的。 本文将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 国家的能力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能力是国家的学习能力，是 国家一切‘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终极基础。 “组织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型组织”等概念最早是 由企业管理界提出的。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目前还没有 以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学习能力为视点，对国家的兴衰史有 过系统的研究。但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如 同公司在市场中竞争的成败最终决定于它的学习能力一样， 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构建的 最为复杂的组织），其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竞 争和兴衰（国家在当今世界的生存权已经相对有了保障）， 也同样基于其所拥有的学习能力。一个暂时落后的国家只要 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就能够赶超比自身更发达的国家。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因为具备了强烈的学习驱动力，从 而迅速学习并掌握了西方的先进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在短 短的几十年间成为一个亚洲乃至世界强国。同样，朝鲜战争 后的韩国面对困境，凭借强烈的学习欲望追赶世界潮流，在 众多的高科技领域（汽车、化工、电信等）都有了一席之地。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尽管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 了大量的知识基础，但由于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时骄 傲自大，没有任何向西方学习的驱动力，其结果是中国迅速 为世界前进的步伐所抛弃，中华文明由此迅速衰落而进入了 一个黑暗的世纪。 因此，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兴衰史同样有着许许多多的例 子表明：就像市场竞争中一个小公司能够依靠强大的学习能 力而战胜大公司，而一个大公司也可以因固步自封而输给比 自己小得多的对手一样，在国际社会的国家竞争中，一个领 先的国家可以因丧失学习能力而落后，而一个落后的国家也 可以因为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而成为先进的国家（一个领先的 国家要想继续维持领先的地位就必须维持其领先的学习能 力）o 这一基本的事实意味着将“学习能力”移植到国际政 治和国家治理的研究范畴，并提出“国家的学习能力”这一 概念是可行的。从国家的学习能力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中国家 的沉浮兴衰还将为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将“国家的学习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作为一 个特殊的组织，从历史、现实和其他组织（包括国家）学习 知识，不断完善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掌握驾驭现实世界，从 而影响未来的能力”。 国家学习能力的要素 和商业性组织一样，国家的学习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 公民作为个体和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学习能力。因此，国家 的学习能力包括个人和组织两个大的方面。作者认为，国家 学习能力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它们是：全民学习的基础设 施、个人学习的成就动机、激活个人和组织学习驱动力的激 励机制、鼓励个人和组织学习的文化。这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了国家学习能力这个系统，缺一不可。 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 显而易见，一个组织中能够主动学习新知识的个体越 多，组织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每一个公民的学习 能力是整个国家学习能力的基础（但国家的学习能力并不是 所有公民的学习能力的简单总和）。 已储备的知识基础是学习的起点，而知识基础必定是通 过一定的教育获得的。因此，个体获得一定的教育是任何真 正意义上的学习的必需。由此推论，国家的学习能力的要素 之一必定是赋予每一个公民进行学习的基本能力（基本教 育）和其中的一部分公民进行高级学习的基本能力的基础设 施。我们将其称为“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其终极目的是 最大限度的在国民中扩散知识，从而最大限度的造就能够进 行有效学习的个体数：扩散得越广越深，能够进行基本学习 和高级学习的个体就越多，国家的学习能力也就基础更广， 更坚实。 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按程度可分为基本教育和高等教 育（大学以上）的基础设施以及研究设施，按制度性分为制 度教育和非制度教育基础设施。 制度教育包括从小学到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从扫盲到 高等教育），各种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培训（比如政府对官 员和公务员，企业对员工提供的劳动力技能的培训）。制度 性教育是提高全民的学习能力的最直接、最广泛的手段。在 制度性教育上的投入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担负的最重要 的社会责任。 非制度性教育是个体有目的或随机地进行自我教育的 过程。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包括：书店、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图 书馆（从国家到社区）、报刊杂志、各种信息平台、建立在 无线技术（广播、电视、互联网）上的大众教育基础设施等 等。 在通信和互联网出现前，知识的扩散过程是缓慢的，因 而也是昂贵的。在通信和互联网出现后，（显性）知识的扩 散就变得极其快捷，而且成本大大下降。可以预见，在未来, 对于中国这样的地广人多的国家，建立在无线技术上的大众 教育基础设施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