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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在 前 面
在2000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 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
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
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
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
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
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 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2000几百年中
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 口如此众
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
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力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
苦用心在其 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
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
生存乃至 自慰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
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
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
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
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
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
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
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
退 出 、 淡 却 。 个 中 的 意 义 , 的 确 是 耐 人 寻 味 的 。
战 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
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 《五蠹》中说过: “儒以文乱法,侠以
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 “乱”与 “不乱”
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 中透露 出的信息,则是 :第
一,儒乃是以 “文” (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 “文”)来使人主
“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
什么其他的 “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 “五蠹”中,
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
实用 、实际的 “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
比之其他 四者的 “方技”胜出一筹的 “术”。这种 “术”对 “人
主”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 目、 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
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
西 。 儒 , 在 中 国 的 地 位 和 价 值 , 于 斯 已 可 窥 见 。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 ,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
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 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
发展 。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
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 ,是为儒家,乃原教 旨意义上的学
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 了的儒,当然
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 了的儒,当然
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 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
从 理 论 上 说 , 这 样 的 归 纳 也 许 会 使 人 有 某 些 异 议 。
先秦时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尽管他的本意不能不有说
帝王 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游列国并不得意的结果,使得他的
学说或 曰证明他的学说 中, “人”的成分更为浓厚。因此,这时
的儒 ,更有纯粹意义上的 “学说”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觉。这一
点,从这个时期三个重要人物 (孔、孟、荀)皆被后世无可争议
地尊为 “子”,而非像后代诸儒那般毁誉不一, “子”得不那么坚
决,或许也可透露出若干端倪。
逮至汉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当然已经迥异于先秦的诸侯割
据,同时也完全不同于仲尼所 向往的周朝。大一统的天下,确乎
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来提控。正如马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 “在专
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
所 以,在 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 向的
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 自己的人权。”这时的儒,
之所 以能在思想领域里 “君临”百家,其神学色彩不能不起着重
要的作用 。所 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儒 ,宜乎其之成为
“教”也。
宋明时代,理学的强化,也许是儒作为一种学说 、思想发
育、发展的一个不能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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