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产学研演进态势析论.docx

随着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全球化进程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以时空 压缩的形式重塑着其传统的角色和功能。尽管全球化是一种复杂而多维的现象，包括社会、 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但是在主张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支配之下，经济全 球化被视为塑造当代高等教育最具核心意义的力量。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市场规模扩张、信息传输以及全球资金与技术的流通，挑战着民族 国家的基本结构及其治理公共机构的权力，进而深深地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rti于民族 国家支持公益事业的能力受到资本主义利益诉求的牵制而无力包揽传统的社会福利，公共 领域越来越多地与竞争力、效益、放松管制等字眼相联系。［1］国家及政府被迫顺应经济全 球化潮流，开展了强调节源增效和加强问责的竞争型改革，并运用市场的概念、原则和做 法对公共机构进行重整与再定位。［2］经济与教育不对分割的特点使得高等教育成为改革的 关键目标，高等教育管理理念逐渐与全球经济秩序和口 rti市场中注重开放、效率和发挥资 本功能的特点相一致。rti此引发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运作 模式，以期在全球舞台上取得相当的竞争力和教育成就。随着高等教育政策呈现出同一性 和标准国际化的趋势，企业管理模式逐渐成为基本的组织原则。企业型治理之所以被认为 能够应对全球经济及教育服务竞争的挑战，其逻辑选择根植于三种影响深远的假设：第一, 企业从根本上比公共组织更有效，因为它们必须应对来自市场的压力；第二，效率应成为 所有组织的黄金准则，公共组织的管理基本上与企业管理相同；第三，将公共组织置于市 场压力下会促使它们表现得更像私营组织。 高等教育市场化行为增进了知识创生与市场讯息的链接，促使知识性质从以学科为重 点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强调应用性和以效率、交易价值为评判准则的“复合知识”。产学研 合作成为知识生产和评估过程的核心，高等教育的价值定位越来越倚重于知识加工和知识 商品的销售。 一、高等教育制度环境的变迁 1.政府角色的转变。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组织重组、全球化压力的回应，高等教育的 “市场化”转型逐渐成为国家改革高等教育的行为准则，加之面对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 而政府资助能力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政府开始关注高等教育作为庞大的劳动力市场的涵 义，［3］转变了自身对高等教育的责任和调控方式，赋了大学在微观管理和多元化资金來源 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 培育高等教育的市场机制意味着政府一改以往处于垄断地位的控制模式，从强制型管 理和完全负责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过渡到宏观规制、创建和服务市场运行、有限参与市场。 而政府尤其是国家政策在发动和引导高等教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新的认识。政府 开始放弃作为提供金融支持的唯一手段，通过法律塑造着高等教育收入形式的变化；允许 大学保留政府支助的知识产权，认同大学及教师对研究成果与教学专利拥有口己的法律权 利，从而搭建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专利合作和许可协议的道路；运用专项拨款和其他形式的 资助促进学术研允的资本化，结合大学专业实验室、高科技公司和当地企业创建经济活动 的繁荣“集群”；鼓励大学和行业开展合作伙伴关系和技术转移，直接支持大学和公司在 前沿领域的合作等。这些措施旨在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强化大学与企业的联合发展， 为知识创新提供基础设施和提升新技术的研发能力。 然而，尽管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控制关系， 促使大学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和分散治理的权力，但矛盾的是，市场化与产业化也加强 了政府的集中管制与监控。作为宏观教育的规划者和设计者，政府在高等教育战略决策中 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这种重要性源于公众对政府干预“市场失灵”和维护教育发展的信 心。作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政府能够以提供教育、研究和服务补贴的方式，对公共成本 和收益进行再次分配；通过颁发文凭和质量评估监管大学的活动能力，使之服务于更广泛 的国家计划；借助财政杠杆（资助与供给）和法律制度，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劳动力培训 和经济发展。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活动必然是在政府引导的宏观制度坏境下、对教育领 域有限介入中进行的。 2.新管理主义的渗透。由于高等教育被认为能够受益于市场导向和竞争力，企业和私 营组织成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为了提升大学企业化管理技术、保障大学对资金投入的妥 善使用和下放更多的自主权，新管理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被口上而下地推进。 新管理主义的核心涵义是将私营机构的组织方式、经营理念、技术等运用于高等教育 管理之中，并形成整体规划、绩效评估、成本控制、质量保障等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4] 新管理主义变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通过掌控制定评价标准的权力和采取绩效问责，远 程“遥控”大学的组织运作，确保其尊重公共政策和宏观规划，重新拥抱市场原则和竞争 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