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选时代与大学的知识使命.ppt

“秀选”时代与大学的知识使命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如是说 秀选 中国社会当下正进入一个秀选时代，这是历史进程的一个独特阶段，其所有成就和人才不是通过卓越标准和能力要求，而是通过“秀显（Show）”被“选拔”及“选择”的，“秀显”是筛选的主要依据和判断标准。 政治领域以官员任期内的各种实事“工程”为成就指标，例如市政标志性建筑、高架桥或高速公路等； 经济领域以图表化呈现的GDP、经济增长率或财政收入为成就指标； 文化领域以产品或人物的媒体秀示（出镜）作为衡量精神高度的成就指标，例如中央台的“艺术人生”节目和易中天现象；至于全国电视台疯狂进行的“选秀”运动，则不过媒体恶俗化的一个极端反应。 教育领域以校园的庞大和学校建筑的宏伟为成就指标，所以大学兼并犹如企业兼并，诸如浙江大学那样的巨型大学开始涌现；基础教育则以示范性学校建设为契机，动辄投资数亿造就占地数百亩的巨型学校。 “秀显”赋予它们如下特征： 可计量性，即任何成就都是可以测量与估价的，它使人感觉呈现的内容是客观和明确的，同时允许各种比较与竞争； 可视性，无论是图表形式、实物形式还是媒体形象，它们都可以通过人们的视觉直接感受到。 低俗性，即任何东西都是易于感知的，摈弃理论分析与思考，低俗化的背后是反智主义意识的流行，所以戏说历史成为时尚。 可控性，即任何秀显的东西都是可以控制的，或者以时间、空间的形式，或者以具体的物体加以表达，特别是借助电子媒体加以控制。 这样，社会生活理解表现为“秀显”物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转换为一个表象。 秀选时代不仅表现出法国思想家居依·德波关于景观社会的特征描述，还突破了景观社会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一方面把影像扩展为广泛的可视制品，包括电子形式的和非电子形式的；另一方面把“秀显”作为人才与成就的主要选拔标准，亦即依据“观看”的范畴来理解几乎所有社会活动，并将自身建立在数字崇拜和技术理性的无止境发展基础之上。 中国大学浮现出秀选时代的面相 排行榜的流行：目前中国大学就有两种排行榜——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教育部的排名，比如学位办推出的一级学科排名；甚至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也对中国大学有很大影响。 作为标志性建筑的校园的扩展，所以大学园区的圈地运动风起云涌。 研究成果的“显示度”指标：大学越来越重视教授的出版物，而且往往将教授发表成果的数量列为首要指标，促使大学教授致力于撰写长篇大论的著作，或者匆促将研究报告出版，以符合研究及出版数量的标准，这种做法却往往忽略内容与质量，形成滥竽充数的现象。 学科门类的齐全化，几乎所有大学都在追求综合性，不管其传统优势和基础如何，“全即是好的”，学科建设的低水平重复和互挖人才引起的大学间自相残杀不可避免。 大学对秀显物的追求颠覆了大学的知识功能，大学由原初通过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真理引领（应用）形成的自我确认，转化为对外部可见物的追求，其结果是大学的“功利化”和“平庸化”。 不过，这些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后果，“功利化”隐藏在大学运行的市场逻辑中；“平庸化”是反智主义的庸才教育的延伸。其教化目标是“庸人”，一个缺乏人文教养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在秀显物的灿烂光环背后，一种逃避理性精神和知识价值平庸化的趋势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 丹尼尔·贝尔曾将高等教育体制视为后工业时代的轴心结构(axial structure)，大学（包括与大学分而设之的研究所）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可是，大学的合法性是在顺应社会政治环境及保持自身连贯性的基础上确立的。 12世纪的大学是在分权的、有社团思想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学校，其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日益城市化的专业期望上。 文艺复兴后的大学又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文主义的抱负上，这种人文主义抱负的发展以自由教育观念为顶点，自由教育本身是发展理智，它的目标就是获得杰出的理智，理论教育是自由教育的核心，因为它扩大了人们想象中的行动范围，自由教育观念使得红衣主教纽曼时代的英国式学院合法化。 大学的知识功能 传统上大学系统履行三项知识功能：第一，专业训练的职能，即为医学、法学、工程技术等专业提供训练的传统职能；第二，普通教育的职能，即为学生提供一般的文化和理智教育；第三，知识生产的职能，在现代社会，这一职能与科学发展结合在一起。科学是高深知识的形式之一，首先，它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的，与基于圣经诠释和理性沉思的古典知识形成对照；其次，它是系统化和解释性的知识，与实践的应用知识相对；再次，它是思想自由的学者们发现或提出的，而不是各种信念和意识形态的权威体系。 一切文明社会都需要有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来满足它们探求知识奥秘的需要，同时它们也为知识的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