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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法典总则的内容结构 尹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一、《德国民法典》的模式及我国立法草案的选择 (一)《德国民法典》总则的内容结构 民法典总则为民法之一般而抽象原则的归纳和汇总,在民法典中 设置总则,为《德国民法典》所独创,并为以后很多大陆法国家民法典 所借鉴。 《德国民法典》总则共 240 个条文,包括:第一章“人”(自然人、 法人) ;第二章“物”;第三章“法律行为”(行为能力、意思表示、 契约、条件和期限、代理和代理权、同意和追认) ;第四章“期间和 期日”;第五章“消灭时效”;第六章“权利的行使、自卫和自主”和 第七章“提供担保”。前述基本内容结构,为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典总则所仿效。《日本民法典》总则(共174 条)的基本结构与《德 国民法典》相似,也是以“人”、“物”、“法律行为”(包括代理) 、 “期间”以及“时效”为主要顺序,只是在“人”前面加设“通 则”(基本原则、解释的标准)一章,并在“时效”中并列规定取得时 效与消灭时效。同时,未包含《德国民法典》第六、七章的内容。与 之相似,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总则亦依照“人”、“物”、“法律行 1 为”(包括代理) 、“期日及期间”、“消灭时效”、“权利之行使” 的基本顺序安排其主要内容,只是在“人”前面设置了“法例”一章, 同时,未包括《德国民法典》第七章的内容。 《德国民法典》总则部分的内容结构安排,显然遵循的是民事法 律关系各要素解构的逻辑思路。依照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民事 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和 “内容”三要素,而“法律事 实”则是民事法律关系得丧变更的发生根据。据此,依照严格的逻辑 思路,民法典总则的第一部分内容应为“人”(主体) ,接下来是 “物”(主要的客体) ,然后应当是“权利义务的一般规定”(内容) , 最后是“法律行为”(主要的法律事实) 。但是,由于包括物权、债权 与亲属权利在内的各种具体的民事权利,其相互之间在法律性质、法 律特征和法律效力等方面的差异十分巨大,很难通过归纳的方法抽象 出其一般规则,或者说,即使能够进行此种抽象,因其抽象程度已达某 种“观念”的高度(如“权利的强制性”以及“权利的不可侵害 性”) ,从而将使该种关于“权利的通性”的立法阐述仅具“宣示” 意义,缺乏作为裁判规则的法律规范的基本价值。因此,在这里,《德 国民法典》总则的逻辑进路不得不发生断裂或者跳跃,其“主体”以 及“客体”之后的“法律行为”制度,为对主要的法律事实的规定。 而“法律行为”之后的规定,则离开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成为 “其他问题”的大杂烩。 2 对于《德国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安排,德国学者的评价不高,除批 评其没有对权利作广泛的规定之外,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该部分内容 的“残缺不全”,主要包括: (1)权利主体:就自然人而言,没有一开 始就规定与婚姻或亲属相关的事项;对人格权规定过于简单;就法人 而言,没有对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作社等实践意义重大的商 事公司作出规定; (2)权利客体:物的问题与其归属问题紧密相连,因 此,有关“物”的规定在很多情况下仅在物权法规定的背景下才能显 现出其意义,而总则将“物”与“归属”人为分离,故其对“物”的 专门规定,“可以说是一般化尝试失败的典型”; (3)法律行为:鉴于 法律行为现象形态各异,总则的规定要么非常抽象,要么并不适用于 一切法律行为。比如,有关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则,就不适用于婚姻或者 遗嘱。但总则没有对这些一般规则的例外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法 律适用上的困难或者冲突; (4)其他规定:虽然消灭时效因可以适用 于几乎一切请求权而与民法典各编都有关系,但总则并未对所有的请 求权都规定消灭时效期间。而有关权利实现和权利行使的规定特别不 完整。至于有关提供担保方面的规定,也仅仅是一个框架而已。〔1 〕 (二)我国民法典草案及建议稿之总则的内容结构 全国人大法工委2002 年提出的民法典草案以及梁慧星、王利明 两位先生分别主持撰写的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其总则的内容结构 均借鉴了《德国民法典》总则的基本思路,但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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