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和金文中成语的运用来看古歌诗之用韵及四言诗体的.docVIP

《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 　　〈周頌〉的年代，現代學者一般認為其三十一篇中大部分的詩篇成詩於西周早期，如向熹說：「大體作於武成康昭四朝（1046-977 B.C.）約一百年間，是西周早期的作品，為西周統治者用於祭祀的樂歌。」 向熹：《詩經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918。本文所用的西周紀年，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為據。報告在學術界引發了一些爭議和質疑。但本人未介入年代學之研究，對於西周諸王的年代在此以報告為依據，以便行文。這一說法基本代表了現代學術界一般看法，雖微有異同。西文研究著作中，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認為在《周頌》裡，有些詩歌沒有押韻，有些部分押韻，是所謂的“自由韻律體系”（Free rime system）。高氏並對《詩經》中三頌部分的用韻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Bernhard Karlgren, The rimes in the Sung section of the Shi king (G?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35). 夏含夷（Shaughnessy）在“From Liturgy to Literature: The Ritual Context of the Earliest Poems in Book of Poetry”中指出此詩未用韻的特徵、行與行之不勻稱及其他的語言特徵，都證明了傳統將此詩認定為西周早期之作的說法是正確的。 Shaughnessy,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1997, 頁165-195。夏含夷又推論此詩為在“禮儀進行時所吟誦”的禱祝之詞。 Shaughnessy, 向熹：《詩經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918。本文所用的西周紀年，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為據。報告在學術界引發了一些爭議和質疑。但本人未介入年代學之研究，對於西周諸王的年代在此以報告為依據，以便行文。 Bernhard Karlgren, The rimes in the Sung section of the Shi king (G?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35). Shaughnessy,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1997, 頁165-195。 Shaughnessy,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1997, 頁175。 松本雅明：《詩經諸篇の成立に關する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58年，頁608-625。 筆者在〈「万（萬）舞」與「庸奏」：殷人祭祀樂舞與《詩》中三頌〉認為商代甲骨文和《詩》《書》《春秋》三傳等文獻中所說萬舞和庸奏，最初都在商代祭祀中用於迎神娛神。「庸」與「頌」古音同部，聲紐相近，庸本是商代樂鐘之名，甲骨文中其字形作「?」，也是當時一種祭祀禮樂之名，而周人在學習商人之禮樂文化時，既採其用其體式，又需標榜獨立性，故有頌這種詩歌音樂舞蹈體式。 Chen Zhi, Chen Zhi, 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 The shap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inica Institute, 2007, pp. 31-101. 商周嬗代之際，周人的文化及其音樂文明是落後於商的。僻處西陲的「小邦周」作為商的屬國，雖然在軍事崛起之後，東向戰勝了曾經是其宗主的「大邑商」，但是在文化上尚處於弱勢。所以在文化上周人對商的態度是一方面是要學習、吸收其文化，另一方面郤是又要加以限制和改造。限制是出於畏懼，改造是為標榜自身的文明程度。正是在這樣一種心態下，商代祭祀中所用的庸奏、庸舞和万（萬）舞，才被吸納和改造成周人的禮樂，並又加以重新命名，這也許就是所謂「周頌」的由來。 陳致：〈萬舞與庸奏：商代祭祀樂舞與詩經中的頌〉，《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4期，頁4 陳致：〈萬舞與庸奏：商代祭祀樂舞與詩經中的頌〉，《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4期，頁46，上海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