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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失（上）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博士 课程前言 1962年，任剑涛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1994他开始攻读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做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研究。四年后，受杜维明先生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并深受哈佛之行的影响。自此他开始用现代性的立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问题，长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公共理论、行政伦理、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的研究。2009年9月，他自中山大学辞职北上，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王鲁湘：任先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世纪大讲堂》。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做的题目是关于和谐社会。 任剑涛：对。 王鲁湘：和谐社会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我们努力的方向。今天我们中国社会应该说还有很多不和谐的事情发生，而且有时候经常有一些激烈的不和谐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前不久一直在频繁发生的，在幼儿园和小学的门口的那一种凶杀案，还有包括一些灭门案，还有包括就是像这个连续多少跳的跳楼事件，是吧。所有这一些事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中国很多人感到非常困惑，就是一个社会明显它在进步，社会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提升，是吧？我们人们的生活富裕程度也不断在发展。可是与此同时带来这么多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过去好像没有经历过。就面对这么多前所未有的这种社会不和谐的事情，我们往往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会用到一个词，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转型社会，对不对？那么您怎么来理解转型社会这么一个词？ 任剑涛：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说从两个角度来加以把握，第一个就是我们告别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这从我们5000年悠久历史的角度来做出了一个规划。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又向城市社会转型，那么这是一个概括。那么另一个概括就是我们的转型社会是针对于我们30年计划经济，那样一个社会，以农业社会为基础，以农业为基础，然后以计划经济的外观经济组织形式为条件，然后以中央集中权力的政治行政体制为奠基，而形成的那样一个30年的体制。 那么可以说近30年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行政管理体制跟着在转变，接下来我们也在大谈特谈政治体制要改革。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是从一种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在转变。所以这个转型非常剧烈，而出现的失误非常地令人感到突兀。一方面可能有新鲜感，另一方面可能有悲痛感；一方面可能有局部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有全局的难以把握。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型，很难说它就把这个社会的转变完全形容了。因为一种转型可能是和平的、渐进的、理性的；而另一种转型又可能是剧烈的、断裂的、突变性的，甚至灾难性的。所以转型之谓转型对于中国今天来说，酸甜苦辣在其中都有。 王鲁湘：对，100多年以前，李鸿章说是中国碰到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个社会转型，刚才我在开篇词里头说了，很可能是5000年未有之大变革，对吧？所以这样的这种大的变动，带来的这种社会的剧烈的动荡，包括心理的这种承受能力，可能都要有一个新的适应。 任剑涛：那是自然。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心理上有考验，甚至生理上的难以忍耐和心理上的剧烈考验，一扣合，可能会造成非常多的社会悲剧，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难以承受的一些社会灾难性事件。 王鲁湘：那么在转型社会中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甚至是断裂呢？ 任剑涛：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变来讲，我们应当起码有两种心理准备。一种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将要经受的转型，因为是5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它的持续、剧烈、深刻和结构性的转变，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王鲁湘：充分的心理准备。 任剑涛：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即使有这样的充分的心理准备呢，也还意味着我们在现实的具体感受当中，那种痛苦的特点，不以我们的心理准备那种剧烈程度为移植，为转移。这就意味着我们转型的剧烈性和我们感受的痛苦性，这之间它还在冲撞着。尤其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的这种艰难程度和社会这种整体转变的痛苦感受之间，我们有非常大的落差。 而这种落差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也许我们在告别贫穷的那30年的经济转型当中，社会体验不够深刻，而现在我们社会体制要开始转型了。下一步也许我们的政治行政体制开始要转型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深刻持续的转型愈向纵深推进，我们感受的痛苦特点应该是更外向，而社会悲剧性事件和我们对于生活那种不顺的感受和心理上那种剧烈的断裂感跟社会的一个结构的断裂感相互重叠起来。我相信这样一种东西可以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它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王鲁湘：好了，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任教授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失》，大家欢迎。 一、当前国民价值观念转变 自杀与抑郁高发，社会悲剧，原因何处追溯？富二代现象，仇富心理滋生，国人价值图景又该如何描画与反思？ 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