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勇：路径与对——关于市场的非神话.docVIP

娄勇：路径与对冲——关于市场的非神话 （一）路径 尽管全世界各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并没有统一的市场化路线图，但这并不意味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没有规律可循。 ? 分析的起点从行政权力入手。这当然是因为市场与行政权力之间客观存在的二元对峙关系便于说理时由此及彼的转承，还因为中国人对权力更为熟悉——毕竟和老朋友打交道要容易些。 ? 用一个函数关系来表示决定行政权力大小的因素： A=F（P，E，R，L，T，O）， 式中 A代表行政权力； P代表政治现实，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管治传统、管治模式等； E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R代表宗教力量； L代表法治水平； T代表社会的信用度； O代表其它因素，比如基本国情，包括国土面积、人口、民族等； F表示P、R、L、T、O这些因素与A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 ? 从这个等式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力的大小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具体到中国，先把P，政治意愿搁置在一边，从E——经济发展水平——说起。E和行政权力大小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二者可能是负相关，也可能是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行政权力可能愈小，却也有可能愈大。追溯历史，可以发现，生产力越落后的阶段，并不存在行政权力越膨胀的趋势，考察现实，也难觅生产力愈先进, 行政权力愈萎缩的显证。E对A的影响，更多是受P，政治现实的制约，即存在E=E（P）的函数关系。? ? 而O，其它因素，在一定历史时期对行政权力大小的影响模式基本是固定的，O越庞大，A就必然会越强，这是维持国家边界所必需支付的成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 就R，宗教因素而言，尽管中国有宗教传统，但宗教的力量极其有限。首先，宗教信仰在中国人中间缺乏普遍性，宗教力量的深度和广度都无法对公众行为产生实质影响，没有支配作用；其次，在政府、公民之间，宗教团体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我们很少看到宗教团体公开参与维护社会秩序（前些年在政府主导下有了一些活动，比如几百个土和尚、洋和尚聚在一起念经颂和谐），而自发的、独立的，不带主观意愿却在客观上帮助维持了现有秩序的宗教团体及活动就更难觅踪影了。本来一些为了赚几个钱而成立的气功组织，尽管有搞迷信糊弄人赚昧心钱的事实，如果引导得法的话，或许可以发挥一些正面的社会秩序维持作用，但也都先后被取缔了。? ? 倘若有人不服气，硬要说中国人有宗教信仰的话，儒家思想或许可以算中国的宗教，但那也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儒家思想就离中国人远去了（并非消失）。所以当今的中国，要依靠宗教因素来消减行政权力，是缺乏现实性的。? ? 可以看出，一国宗教力量的强弱自然也是受制约于政治现实P，所以R和P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可以表示为R=R（P）。? ? 至于，L和T，即法治水平和社会信用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就从来没有高过，有点象小妈生的娃。在中国的帝国时代（封建社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秦朝以前，中国是封建社会，“封土地、建诸侯”，也可以称之为“邦国制“，秦始皇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以后，则是帝国时代，或称之为“郡县制”），控制国家靠的是文官体系、儒家思想、军队等。而法律和信用被简单化为社会治理手段，统治者一般依据对自己有利的原则选择什么时候守法，什么时候违法，什么时候讲信用，什么时候不讲信用，正因为统治者把法律和信用当作工具玩于掌股，一般民众自然也没有模范守法、尾生抱柱的理由。而且统治者对待法律和信用的这种“工具”心态，直接导致民众对待法律和信用产生严重的投机心理，这种投机心理可能已经内化在汉民族的基因之中。? ? 国人对待法律和信用的投机心理并非自今日始。美国人亚瑟·亨·史密在其1890写成，1894年在纽约出版的著作《中国人德性》中，对一百多年前的清帝国末期中国人对法律的任意曲解、变通，缺乏诚信的行为作了生动有趣的勾勒，在一笑之余我们很多人都会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 ? 有一个例子。中国对住房建筑规定了节能标准，要求新建筑必须降低能耗50%，美国的能源专家瓦特申坦白地告诉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不是制定高节能标准，而是先建立遵守规定的文化。这老外，简直实诚的可爱。? ? “工具”思维危害严重。以法律为例，既然是“工具”，就有使用不使用的问题，还有什么情况下才使用、什么情况下不使用的问题，以及什么情况下使用狠一点（所谓乱世用重典），什么情况下使用轻一点（民不举、官不究；法外开恩），即通常所说的法律“失灵”。很多时候，可怕的不是没有法律，也不是法律错位，而是法律的“失灵”——有法律却不起作用，以及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不起作用。法律“失灵”使得公众行为的第一出发点考虑的不是怎么去守法，而是寻思怎么样做既能享受违法（或至少也要打个擦边球，搞点潜规则）的好处，又能让自己逃脱法律的惩罚。结果就是想方设法去琢磨参悟领会法律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