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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西北沿边进筑战略的形成 王立新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摘 要］宋夏战争爆发之初，北宋屡战屡败。以范仲淹为首的有识之士，在准确把握宋夏双方国情、军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先行坚守、巩固边防、再行出击、寓攻于守的积极防御主张，并得到采纳。作为实施积极防御的具体措施，北宋在西北沿边地区大规模进筑城、寨、堡、墩，以此为依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随着进筑初见成效，这一由范仲淹等人所倡导的积极防御措施，在北宋后期逐渐发展为对西夏主动出击的进攻战略。 ［关键词］范仲淹 宋夏战争 西北沿边 进筑战略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宋夏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为扭转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北宋在西北沿边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的进筑战略，在巩固边防、抵御西夏进攻方面，收效最为显著。范仲淹等人不仅积极建言献策，而且身体力行，在北宋西北沿边进筑战略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 宋夏战争爆发时，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颇为悬殊。北宋在国土面积、人丁户口、耕地、军队兵员等各方面均占据绝对优势，综合国力远超西夏。北宋君臣也大都认为西夏不堪一击，但战争之初的几场大战，结局却完全出乎北宋君臣的意料。 在得知元昊称帝的消息后，仁宗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结果群臣一致认为：“元昊小丑也，请出师讨之，旋即诛灭矣。”[1]知隰州高志宁上书：“请乘贼未发，选骁将锐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谓迅雷不及掩耳。”[2]右正言吴育则建议：“稍易其名，可以顺拊而收之。”[3]上述建议，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主张，大臣们多倾向于一战解决问题，并得到宋仁宗的赞同。 康定元年（1040年）春正月，西夏攻克金明寨（今陕西延安西北），进兵围攻延州，北宋鄜延、环庆两路副都总管刘平、鄜延路副总管石元孙等率军赶往救援，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县东）陷入西夏军包围，刘平、石元孙等兵败被俘。三川口失败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上下极为震惊，于是宋仁宗“诏大臣条陈陕西攻守策”，[4]并起用韩琦、范仲淹等人主持对西夏的战事。 韩琦“论西师形势甚悉”，主张“先发制贼”，他认为：“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5]朝廷认可了韩琦的主动进攻，准备与西夏决战。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中西夏埋伏，任福战死，宋军损失逾万。[6] 惨败后的北宋，对沿边军事部署进行紧急调整，采取了全线分兵固守战略，双方互有胜负。然而，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寇定川寨，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战没，诸将死者十四人，元昊大掠渭州而去。”[7]北宋再次遭受重创，阵亡将士近万人。 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屡战屡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北宋初年，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僚，普遍对西夏的崛起缺乏警惕。甚至在西夏附辽攻宋时，北宋也没有把西夏看作严重威胁，朝野上下都认为夏州李氏不过是贪图互市小利，通过控制边贸再辅以“岁赐”之类的招抚手段，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真宗时宋夏议和，北宋政府开放边境贸易，对西夏并无防备之心，结果经由往来通商这一途径，北宋西北沿边山川形势乃至国内虚实均为西夏刺探。相反，北宋并不注重掌握西夏情况，甚至宋夏战争爆发前，元昊的叔父山遇来降，也被仁宗下诏强行送回，结果山遇等被元昊射杀。[8] 同时，西夏为发动战争进行了长期准备。元昊即位以后对其国内的行政建置、军队编组乃至整个国家机器，都进行了重新设置，“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9]元昊还通过各种手段，探听北宋情况，如宝元元年（1038年）正月，元昊请求派人去五台山供佛，“实欲窥河东道故也。”[10]北宋宫中放免出的宫女，元昊也搜罗过去以了解宋朝内部情况。结果北宋朝廷乃至宫中之事，都为元昊所掌握。边境摩擦中夺占的一些战略要地，西夏都修筑城寨。如景佑元年（1034年），元昊攻环庆时筑白豹城及后桥堡，成为插入北宋延、庆二州之间的一个楔子，后来宋夏战争期间对北宋构成极大威胁。 二 在战争初期一片进攻声中，也有人反对轻敌冒进。时任知延州范仲淹上疏：“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敌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战，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敌，臣以为国之安危，未可知也。”[11]以其对历史与现实的独到分析，极力反对草率进攻。翰林学士丁度也认为：“今士气伤沮，若复穷追巢穴，馈粮千里，轻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计之得也。”[12]建议稳守防线。因范仲淹对贸然进攻的态度消极，以至时任陕西马步军都总管的夏竦，上疏要求仁宗督促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