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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问题焦点和出路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 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 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 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 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 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 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 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 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 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 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 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 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 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 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 度当为其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 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 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 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 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 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 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 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 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 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 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 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 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 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 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 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 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 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 “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 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 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 定限制。 （三） “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 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同时，考 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 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 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四） “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 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 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 %，但是由于中 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 前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 °%的城镇人口，在全 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 64%,而且还在提高。 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 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 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 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 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但是， 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 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目前，政府应以提高 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 情。 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 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 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与均等的竞争机会。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尽快实 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 当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使农地 产权明晰化、规范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消除城乡 居民两种身份为目标，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 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享有自由迁徙和自 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享 有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 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 所谓减负，是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 使农民能够轻松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当务之急是全面推 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取消农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