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doc

PAGE PAGE 1 毕业设计文献综述 旅游管理 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有一亿多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是全国民族民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多样且异质性强，因此民族文化成为旅游资源开发的热点。[1]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当地民族文化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衰退和变异等严峻挑战。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了生态旅游热，也暴露出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些误区和问题。[2]如，认为生态旅游仅包括自然旅游，忽视文化资源的存在；认为生态旅游本身就是可持续旅游，忽视资源的保护。由于开发方式的不科学导致环境污染，由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带来利益分配不均，在强势文化冲击下民族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受到威胁；文化同化、异化和消失现象不断出现，民族文化产品庸俗化、商品化、价值退化现象时有发生。[3] 为了解决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矛盾，必须进行保护性开发。要想切实有效地保护民族文化，就应当明确保护对象，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此外，还应正确分析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体系，并使其合力达到最大值，从而有力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4] 二、中国民族旅游的研究现状 （一）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 21世纪，旅游开发与保护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有关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性论著陆续出版。其中代表性的综述性文献包括张晓萍、黄继元（2000-1：17～50）对于西方旅游人类学开拓者之一的纳尔逊·格雷本的生平及其主要观点的介绍。宗晓莲（2001-3：85～94；2001-6：47～54）关于西方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发展、观点、理论的述评以及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的思想、观点和分歧的论述。张晓萍（2001-2：65～68；2003-4：66～69）对美国旅游人类学的主张内容、代表性人物及其学术思想的介绍以及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的梳理。贾德清、戚剑玲（2001-3：27～33）有关西方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学术渊源和研究立场的探讨。徐新建（2000-2：62～69）关于旅游与人类学国际研讨会的述评。张晓萍、刘天曌（2003-5：40～47）对纳尔逊·格雷本有关“旅游、现代性与怀旧”关系论述的编译。彭兆荣（2004-6：20～26）介绍了旅游人类学的背景、旅游对民族开发与保护研究的意义、西方学者有关旅游的定义和旅游文化的研究、旅游民族志所关注的问题及范式变革。杨利慧（2000-1：6～17）翻译了杰西卡·安德森·特纳撰写的论文《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之研究》。[5]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经济与地理系的江锐安博士运用比较的方法对我国西南地区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利弊影响进行了研究，杨冬松（2003-2：46～51）翻译了该研究成果。谢彦君（2003-2：24～29）翻译了JulioAramberri对史密斯主编的新作《重访主人与客人：21世纪的旅游问题》一书的评述，该文对当前旅游人类学的某些主流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作者认为对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的判断要坚持动态的、辩证的原则。杨慧（2005-1：97～101）对马康纳（NeanMacCannell）及其现代旅游理论进行了介绍。2002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晓萍、何昌邑等翻译的史密斯的《东道主与游客》（第二版）一书，2004年出版了由宗晓莲翻译的纳什的《旅游开发与保护》一书，这两部书在西方旅游研究的发展历程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从事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的必读课本。[6] （二）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 我国旅游民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方面。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仅有个别对此问题较敏感的学者开始注意到了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潘秋玲、李文生，2004-3：412～415）。其中刘振礼（1992-3：56～60）以野三坡为案例，研究了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包括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申葆嘉（1992-3：48～55）对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4]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旅游的迅速崛起，中国旅游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现实的需求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动力来源，我国的旅游学术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异常活跃的阶段。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广度、深度、角度、方法等都不断得到拓展，学术界对旅游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