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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 摘要: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人民就业生活、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问题关键是地方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深刻变化，必将对人们的发展理念和国家政策制定带来长远而广泛的影响。实现劳动关系和谐，除了建立和完善矛盾的有效化解机制，政府要主动作为，从源头抓起，探索建立企业利润分享机制，以共享促和谐。同时，要发挥协商协调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劳动关系调节中的作用，促进双方和谐共赢。 关键词: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政府作用;协商协调 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经济社会联系。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人民就业生活、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凸显多发。对劳动关系矛盾产生的原因，存在以下几种观点:改革开放后劳动者的权利缺失和地位沦落［1］;法律对底层劳动者保护不够，一些劳动者不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之内［2］22;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对投资者保驾护航，对其违反劳动法的行为熟视无睹［3］87;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产权实现形式单一［4］26。此外，劳动报酬水平偏低、工资增长幅度偏小，普通劳动者很少分享到改革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为以上矛盾的解决创造了条件和契机，也对劳动关系和谐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在回顾劳动关系演进过程基础上，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行为的错位;并进一步分析了新时代劳动关系和谐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提出实现新时代劳动关系和谐的策略思路和劳动关系调适机制。 一、劳动关系演进的简要回顾与分析 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关系的状况与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生产力发展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社会舆论等存在密切的联系，因而对劳动关系矛盾的解释和说明也不能离开基本国情、宏观环境和具体条件。改革开放以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用工单位和职工个人的劳动关系长期由国家统一安排。在国家行政的统一管理下，干部只升不降，职工只进不出，工资只增不减，生、老、病、死等全部归单位负责，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职工个人都没有更多的选择权利，算不上真正的经济主体，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双方处于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低效稳定状态中。改革打破了这一秩序，企业被赋予更多的权利，附属的社会职能被剥离，员工的能出能进代替了“铁饭碗”，工资的市场定价取代了“铁工资”。社会在向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中，用工单位和职工个人形成各自独立且相对的权益，两者选择结合之时，既统一又对立的劳动关系正式产生。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及合作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不同性质和特征的企业并存，用人单位的性质和经营方式逐步趋向多元化、多样化。原国有企业的整体劳动者分化为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等不同阶层，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权掌握在管理者阶层手中，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下降，话语权也明显减弱。还有一批人脱离原单位，“下海”创业，成立自己的公司，成为老板。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外企、私企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持续上升，比重越来越大，劳动关系矛盾也较为突出。在外企、私企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缺乏知识和技术，又有众多的竞争者，农民工工资低微，但相对于农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在外部经济景气的时候，企业订单增多，企业大量招工，员工加班加点，但员工收入增加有限。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加之劳动力供给趋紧，企业用工成本增加，企业压力增大;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疲软情形下，外向型加工企业雪上加霜，危机之下企业拖欠、克扣员工工资等现象更为普遍，劳动关系更为恶化。在企业内部，分配标准多元化，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并存，但总体结果是普通劳动者获得的利益与资本拥有者相比微乎其微，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不仅拥有高工资，还分享企业剩余，普通工人只能拥有基本工资收入，工资增长缓慢且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他们有着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劳动者地位更低，劳动者工资福利、劳动条件普遍较差，还有不少外资企业存在中外员工同工不同酬，歧视中方员工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劳动力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新生代逐步成为劳动者的中坚力量，他们拥有更多的维权意识、集体意识，利益诉求也更趋多元。由此，潜在的隐藏的劳动关系矛盾渐变为双方现实的公开的冲突，表现为劳动纠纷频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市场经济以资本为中心展开，资本—企业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在企业内部自然形成的这条逻辑链条，使劳动关系双方权利失衡，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具有必然趋势。一直以来，我国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为了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往往越是层级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