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遇与路径选择.docVIP

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遇与路径选择 ［摘要］商事调解因其具有能实质高效解决争议、维持友好关系等独特优势，日渐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通行方式。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的趋势，国家适时出台《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为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提供了巨大机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当前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唯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方向指引，重塑“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并通过培育现代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明确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构建国际商事调解信用体系，方能有效应对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现实挑战。 ［关键词］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商事争议;国际化 国际商事争议与国际商业交易相伴而生。“一带一路”建设在促进沿线国家商业交往的同时，也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商事争议的产生。而当商事争议发生时，若没有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加以应对，可能导致争议升级，甚至阻碍沿线国家的商业交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首倡人，理应积极回应沿线国家商事争议解决的迫切需要，构建一套公正、高效、权威、多元的争议解决机制。2018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到，要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推动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为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而相较于诉讼与仲裁等较为主流的争议解决机制，商事调解更为尊重商事规律，具有诸多独特优势，更为适合化解“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的商事争议。因而，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势必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拟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就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时代背景、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作一探讨，以期为完善“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些许建议。 一历史机遇: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极为迫切 自“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各类法律争议尤其是商事法律争议的增加。如何构建公正高效的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已成为沿线国家及商事主体的共同需要。然而，相较于“一带一路”其他方面的建设而言，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设略显滞后，难以满足沿线国家的解纷需求，亟需加以完善。(一)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呈现多元化增长。“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之多、范围之广、层次之深非以往任何国际战略可以比拟。其中，促进沿线国家商事往来，实现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根据《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的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为9478亿美元，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222亿美元，累计投资总额超过185亿美元［1］。相关商事交往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货物贸易、产能合作、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诸多方面。不难预料，如此规模庞大的国际商业往来，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传统、法律体系及商业实践的冲突与差异，势必导致其间国际商事争议的数量增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数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5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执结涉外民商事案件20余万件，较过去5年增长一倍以上［2］。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件数量升幅比较快，美国、英国、德国这些国家的涉案数量有所下降。其中，跨境工程承包、国际物流相关的案件数量有所上升，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海事海商案件增幅迅猛。另一方面，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类型日益多元，商事主体的争议解决需求也与之相应地呈现多元化增长趋势，部分商事争议已经也不再适宜通过传统的，如诉讼或仲裁等争议解决机制加以解决，发展其他争议解决方式，构建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将是必然趋势。(二)现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难以满足解纷需求。目前，诉讼与仲裁是当前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主要机制，相关国际条约和配套措施也已相对成熟。然而，因国际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通过诉讼或仲裁等现行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化解商事争议的问题与不足日益显现。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这样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现行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有其内在不足，又因诸多外在环境因素的制约，势必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的需要，亟需发展其他争议解决方式予以弥补。具体来说，现行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在“一带一路”中的外在制约因素主要有:第一，沿线各国法律制度差异较大，法律适用难度较大。“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亚非欧三大洲，沿线国家所属法系各有不同，法律文明程度不一，法律制度迥然有别，这些都将影响诉讼与仲裁在商事争议解决中作用发挥。法系差异方面，沿线各国既有大陆法系，又有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