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研究.docVIP

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研究 一、引言 为落实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转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进一步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贯彻生态文明战略，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载体，破解减贫、健康、教育、环保等17个领域共169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简称SDGs）中的关键瓶颈问题，完善体制机制，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作为《方案》的4项基本原则之一，多元参与被写入文件，强调“健全完善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企业、社会等各方共同参与的体制机制”。不限于本《方案》，多元参与的理念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诸多文件中都有体现，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十三五”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方案》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方案》之所以强调多元参与，原因在于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在落实SDGs的过程中存在失灵现象，因此需要调动更多的力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社区等的比较优势，形成各主体间协调配合、主次分明、取长补短、合作共赢的模式，完成《方案》提出的主要任务，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然而由于历史、文化、体制与制度等原因，目前我国的市场与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参与社会事务、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学界也缺乏针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中多元治理的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国内外相关实践，归纳多元参与的中外差异及相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完善相关政策、健全体制机制，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更好地开展多元参与工作提供借鉴与启迪。 二、理论基础 政府、市场、社会作为多元主体的主要组成，以不同的理论为依据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是最主要的提供主体；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为市场主体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提供了理论支撑；而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则源于治理理论。作为《方案》的起草者之一，孙新章研究员指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中的多元参与理念更多地是强调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做为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方面[1]。1.治理理论作为多元参与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治理理论已成为中外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治理理论为“舶来品”，是西方学者在对Smith的无形之手和Keynes的有形之手无法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现象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应对之策，打破了资源配置主体的政府与市场二元选择框架，将公民社会纳入到解决问题的主体中来，有利于克服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中的双重失灵[2]。尽管治理理论已兴起多年，但仍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治理”一词的意涵也在不断变化，大体是指多主体、多中心共同管理，即主要强调建立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治理、协调配合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3]。数十年来，治理理论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Williamson深入地阐释了治理的作用机制[4]；Thompson比较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不同特征[5]；Rhodes分析了治理理论的6种含义，并概括出5个特征[6]；与之相对应，Stoker总结了治理理论的5种主要观点[7]；Moe等则详细论述了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8]。此外，治理理论在环境、教育、反贫困等领域也有大量的研究和应用[9-11]。虽然学者们在研究路径、理论取向等方面存在些许差别，但最终目的却较为一致，即着眼于修正理论假设与扩展适用范围。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大体可归纳为两类：一是治理模式研究，二是治理绩效评价研究。在治理模式研究方面，目前有3种主流范式：一是多层级治理，主要指“一种在超国家、国家、区域以及地方等几个疆域层级上的既定政府之间进行持续协商的制度”[12]。随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以及其他研究领域也开始借用这一概念，并突破了研究对象仅为各类政府的局限，将不同层面的非政府主体也纳入到多层级治理框架[13]；二是多中心治理，该理论是奥斯特罗姆夫妇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表明在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以及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