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方法论中适当的因果关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PDF

社会理论学报 第十九卷第二期 (2016): 305–330 韋伯方法論中 “適當的”因果關聯 吉硯茹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在19世紀末的德國學界的方法論爭中，文化科學 方法論的獨特性成為問題。因此在個體性— 法則性的張 力之中，文化科學要想理解具體實在的獨特性，要麼完 全放棄因果解釋，要麼採用自然科學的因果法則。韋伯 從德國歷史法學派、國民經濟學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 和新康得主義西南學派抽取出思想資源，編織成一套獨 特的歸因理論，既能承載個體的獨特意義，又不棄用法 則知識。這一因果學說的關鍵在於區分因果性與法則 性，從而為文化科學的因果解釋提供因果法則之外的解 釋取向。在“適當的”因果關聯中，韋伯借助經驗規 則，構建“客觀的可能性”並相互比較，來賦予或理解 歷史個體作為“抉擇”的獨特意義。韋伯的方案並未試 圖消解法則性—個體性的張力，而是通過因果關聯這一 空間，將二者置於不同的層次。在“適當的”因果關聯 中，法則知識只是構築因果關聯的知識手段，而因果關 聯的目的仍然指向對歷史個體的構建。 韋伯科學學說（Wissenschaftslehre ）的範圍，超過現在通常所 謂的方法論（Methodologie ），是指學科獨特性之所在的邏輯—方 法學問題。他在1906年批判邁爾（Eduard Meyer ）時提到，方法 論只是對實踐手段的自省，不構成研究得以開展的前提。唯有研 F SO O C I T O 究“觀點”發生重大轉變，科學經營（Betrieb der Wissenschaft ） N L O E 的邏輯形式隨之改變，以致人們對自己研究的“本質”感到不 M G Y 1 T 確定時，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性才凸顯出來 。當時的德國歷史學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