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亚峰论文三言二拍.doc毕业论文.docVIP

PAGE PAGE 4 “三言二拍”中的家庭伦理浅析 邵亚峰 完成时间：11年 10月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是由血缘亲情为纽带所形成的宗法等级制社会，“家”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秩序的基础，也构成了社会精神文化的堡垒和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作为明代短篇白话小说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三言二拍”不容忽视地涉及到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问题。它不仅彰显了中国古代家庭道德教育，而且拓宽甚至重建了其思想价值体系，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可供我国当前家庭美德建设所借鉴。 关键词：三言二拍 传统 家庭伦理 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家”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生活的细胞。“家”的本义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后延伸为网络结构的社会关系——“家族”，进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关系——“国家”。在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概念中，家国一体。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几乎整个封建社会，这种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所以，“家”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秩序的基础，也构成了社会精神文化的堡垒，成了人们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是以家本位为根基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关系，是中国传统道德关系及道德规范形成的根源。文化是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的代言与体现。在这种家国一体的宗法等级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家庭在道德教育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这就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 众所周知，明清是我国封建集权统治的高峰期，同时也是通俗文学发展的繁荣阶段。明代末期，随着对小说功能的逐一发现，通俗小说的地位也渐愈提高。人们首先强调的就是他的教育功能，“教化为先”。并且由于通俗，读者可以不分阶级，勿论文化程度，且不必精研覃思，便可懂得“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后来随着通俗小说创作的丰富和题材的扩大，人们又认识到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因此，在通俗小说的娱乐功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同时，它也充当了伦理教化的主要角色。 作为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三言二拍”具有同时代文学作品不可比拟的进步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点: 诞 生于伦理道德充斥的封建社会，这两部伟大的作品不可避免的依然具有保守性，这就是它掩盖不住的教化色彩。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冯梦龙加工编辑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所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虽然与名教有所冲突，但冲突背后依然对儒家存在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换句话说，封建文人素有的历史反思意识，即强烈的历史忧患和现实关怀使得他们难以超脱理性的羁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成为他们始终放不下教化意识的文化情结。 在这样的社会形式下，“三言二拍”无可避免的涉及到了封建家庭伦理问题，在倡言亲情伦理的同时，对夫妻家庭伦理也作了大胆的思考和革新，这也正是它保守性和进步性对立统一的表现。这里，笔者将按血缘亲属关系来分类，对“三言二拍”中的家庭伦理作浅要分析。 一、父母子女关系 亲子人伦是一种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持久的人文精神，慈孝是处理父母和子女关系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慈是讲做父母的规范，是基于做父母的对子女的疼爱、关心和教育而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孝是讲做子女的规范，是基于子女对父母的依恋、顺从和敬爱而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 中国古代就十分重视亲子伦理道德关系，认为是“三纲”之一，提出了“父为子纲”的伦理思想，父母不仅对子女具有抚养、教育的职责，并且要以身作则，以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影响和规范子女的行为。因此，父母对于子女，有一种无上的制约性，后来这种权力的向“父”倾斜性被极端化的发展到了“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的误谬地步。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七卷“西山观设醮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中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这种道德伦理。寡妇吴氏与西山观道士有奸，儿子达生先是搅其“好事”暗示娘亲，后又直言规劝，但吴氏不仅不听儿子劝告，反恼羞成怒要害儿子性命。吴氏道：“我是他亲生母亲，就是故杀了他，没什大罪。”可见，即使父母故杀子孙，官府亦不会重判其罪。而吴氏陷害儿子的最有力武器，也就是官府最可能追究达生的最大罪名就是“忤逆”。在“不孝”这个沉重的罪名之下，在母亲冷眼旁观的无情之下，在官府声声刺耳的杖责之下，达生的所作所为，可说是封建“孝子”的典范。如果府尹不是一个“极廉明聪察的人”，那么达生的命运也只能是顺着娘亲的意志“求老爷一气打死了吧”，“早早打死，落的清净”。所以，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之下，“孝”固然值得提倡，但有时候，这种最普遍也最高尚的伦理道德，却成为不“慈”父母惩罚子女的最强手段，“孝子”也难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