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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 现代文学史料是现代文学史的忠实记录，也是从事现 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去关注、去审读的一个重要领域， 但是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大家往往忽略并遗漏了该 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字：史。因此，精确地说“现代文学研 究”应该是“现代文学史研究”。 这个“史”字特别重要，从语法学角度讲，一旦遗漏 “史”字，研究基础就从“历史研究”转变成了 “文学研 宄”，但从具体的研宄范式上看，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历史学家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里关于历史研宄的 方法论有这样的说法： 即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 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进步，则旧书可变为新，否则不惟 不进步，而且呈衰颓之象，则新者亦变为旧矣。是故研究 之对象，不论其为新为旧，而其研制之方法，则不可拘守 固常，而应日求其进步，其所谓新，亦在是矣。 金毓黻认为，历史研宄要注重两个问题，一是史料要 旧，二是方法要新，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两者并举，缺一不 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耳其裔美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 里克（A rifDirlik）的名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的起源（1919一1 937）》中，有着另外一段话，与金 毓黻的这段话相比，两段话放在一起，仿佛更能说明一些 问题： 这一时期，顾颉刚的研究重心从“文献批评转向了社 会批评”，说得更精确些，从对史料真实性的关注转向了研 究导致那些对于史料的歪曲的决定性的社会动因。尽管没 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顾颉刚的这一转变是否是由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示范 而引起的，但是在30年代他的史学方法与当时流行的 史学方法是一致的。 两者不约而同提到了 “史料”对于历史研宄的重要性， 但是前者强调史料与新方法的并用，但是金毓黻并未阐明: 宄竟什么是新方法?但是德里克从对顾颉刚历史研宄范式的 解读，认同史料研究的方法是“研究导致那些对于史料的 歪曲的决定性的社会动因” __这个是否是新方法，我们 已然不得而知，毕竟时过境迁至今，方法层出不穷，顾颉 刚所采取的方式，现在看来或许早己过时。 但是任何历史研宄方法若是放置到现代文学史（在这里 我必须要强调“史”的意义）的研究中，我想称其为新方法 应该都不算是“过时”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关于现代 文学史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对于文学研宄理论的更新__ 譬如对于文本的解读、对于社会文化环境的阐释，甚至对 于作者的心里潜意识的推测，都构成了被引入的新理论，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现代文学史”却停滞不前、原地踏 步，每年虽然都有不同的“文学史”问世，但是却基本上 都是千篇一律的通史、断代史或是文体史，这些在历史研 宄中早己不再被认为新的理论，却在“现代文学史”研究 的领域里不断精彩上演。 弄错了一门学科研究的基础，这门学科的前途无疑是 充满忧虑的。部分学者们长期以来模糊“现代文学史”与 “当代文学史”两者的概念，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拿“20世 纪文学史”来涵盖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所包含的一切 内容，希望两者不但在研究范式上同步，而且还要在学术 意义上统一。但事实上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参 与构建“当代史” __若干年之后，我们或许都会从研宄 者变成研究对象，但是，我们谁也无法进入“现代史”，这 就是两者最大的区别。若两者可以在一个空泛的“20世 纪”之下统一，我们是否还可以将其上限再进一步上溯， 形成所谓“19 -20世纪文学史”甚至“公元以来文学史”？ 当我们无法参与某项历史的构建时，对于学者来说唯 一要做的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而相对于元明清文学而言， “现代文学史”本身就是充满了吊诡、疑惑甚至假象的。 一批批“失踪者”构成了现代文学史研宄领域里的学术富 矿，须知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与时间洗礼的史料，此刻显 得尤为珍贵。可以这样说，现在是将“现代文学史”还原 到“历史研宄”的最好时机。 就现代文学史的史料而言，若论重要性莫过于期刊杂 志。 笔者此言决非武断，因为“期刊杂志”本身是现代文 学史的独特产物，纵观之前历朝文学史，在晚清以前，哪 朝也没有杂志可供研宄。尤其是“现代文学史”中的“现 代” 一词，更使得了以期刊杂志为核心的史料研究有了重 要的意义。 阿兰?布鲁姆(All anBloom)继承了亚历山大。柯耶夫( AlexandreK ojeve)的“前现代”与“后现代”的观念，并 进一步总结了 “现代”这一概念的三重内涵。笔者认为， 就布鲁姆所言的“现代”应包含三重呈现方式：其一是信 息传播的革新。即与“前现代”相比，“现代”的信息传 播有了新的范式，这与科技的革新密切相关；其二是公共 交往的产生，“现代”语境下的交往打破了之前点对点的交 往，而是点对多点或多点对多点的公共交往，即一个人不 再生活在“私人空间”中，因为交往，他的语言、观念被 迫走向了公共领域，从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