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docVIP

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在《狂人日记》至IJ《长明灯》之间 【内容提要】 本文以《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为中心，考察在作 为文化时间范畴的1918年到1925年，鲁迅深陷于文化重 复之困境，如何借助于小说叙事进行反思以摆脱这一阴影 从中获得个人经历的反省。本文的讨论从三方面展开：一 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与行动策略的转换；二是从观念性 表述到在世俗化生活图景下的深度追问与思考；三是对知 识分子先驱者不同的命运、抉择及其意义的认识。本文认 为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之间不但具有明显的差异 性，而且还存在着动态的意义空间。 在鲁迅小说研究中，《狂人日记》的重要性无庸置疑， “短短五千字，……开启了一代作家叙述中国、重写历史 的契机”①。《长明灯》则不但不为学界所看重，还常被简 化为《狂人日记》的一个复本，这样一种认知结果，不仅 导致《长明灯》被误读，而且也遮蔽了在《狂人日记》到 《长明灯》之间可能存在的有意味的内涵。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长明灯》写于1925 年3月，其间相距七年。这七年，如果仅仅从物理的时间 去考量，似乎意义不大。但如果同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联 系起来，问题就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作家，要在七年后 再来作一篇似乎类似的小说表达七年前似乎就已经表达得 相当充分的内容，总有其特别的缘由。推想开来，恐怕有 两种可能：一是鲁迅陷于文化重复的困境，需要借助于对 问题的重新思考摆脱这一阴影；二是在问题反省中个人经 验断裂的敞开，即个人对自身经历和遭遇的反省，这种经 历和遭遇是在问题意识的背景上被反身观照着。这样一来， 《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不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且 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还存在着动态的意义空 间。 1918年到1925年，就中国社会状况而言，仍是处于 “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之中，黑暗力量的相互冲突和 交替构成了社会政治关系的主流。就文化环境而言，新思 想与旧传统的对立实际上也只囿于部分知识分子的圈子中 并未形成广泛的社会性氛围，正如鲁迅的“铁屋子”理论 所言，沉睡的是多数，清醒的是个别。而作为“中国文化 史上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文化冲突”的新文化运 动，虽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并开 始了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但也存在着一个致 命的弱点__ “启蒙性思索的短促”②，从而导致其对彼 时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潮影响的有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说， 其影响力甚至是在多年以后才被人们日益彰显的。 这七年，在鲁迅生命中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间段落， 人生的大起大落，最辉煌与最绝望一起呈现。梳理这一时 间段落，的确耐人寻味：一方面，鲁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 教育部的小官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事业的成功 不但成就了鲁迅用文学启蒙救国的人生理想，而且带来了 个人地位的急剧提升，使年已38岁的鲁迅从生命的低谷跃 至生命的高峰，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其内心仍有所怀疑， 但那种“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③的绝望毕竟已被 “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④ 的亢奋所替代，可见鲁迅当时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毫无 疑问，这是鲁迅人生的一大转折，此后世事流变，文学活 动不仅是鲁迅的生存方式，也是其生命的核心。 但另一方面，鲁迅在这一时期又多次遭受精神重创。 其中之一是1921年《新青年》同人的疏离、分手，这对鲁 迅的打击尤为沉重。鲁迅在192 2年底所作的《〈呐喊〉自 序》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又一次陷于“寂寞”、“无聊”、 “悲哀”中的绝望感。甚至在事隔十年后，这种“荷戟独 彷徨”的悲凉仍未忘怀，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自序》 中，慨叹当时的情景：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 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 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 走去，……新的战友在那里呢?⑤ 渐入晚年的鲁迅，对于“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的 精神状态的描述，让我们不难推想其当年内心的巨大创痛。 “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感慨啼嘘，既是对当年社会 现实和文化氛围的评价，也是对当年自身处境的评价。 而《写在〈坟〉后面》的一段话，则是更直接地反思 新文化运动： 记得初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 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 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 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 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 后两类是不得己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 还不少。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伏，对鲁迅而言，又一次强化了 他对于历史经验的悲剧性的重复感与循环感。事实上，鲁 迅每一次用进化论观照现实生活时，结果却往往是证实了 循环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