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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 最彻底的捐献 本报首席记者 刘亚峰 通讯员 娜皮莎 文/图 2013年2月19日晚上，新疆油田公司明园物业公司司炉工赵虹雁和全国亿万观众一样，手拿着纸巾坐在电视机前收看CCTV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 当她看到12岁的小女孩何玥在生命终点前3个月要求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来救助他人时，赵虹雁的泪珠被微微上翘的嘴角托住了。 14岁的李梦冉觉得：那一刻，妈妈笑得很轻很美。 赵顺德的郁闷 赵顺德真郁闷：“这是怎么了？老婆子和小闺女简直是中了魔！” 2005年，老伴儿韩爱琴去了一趟乌鲁木齐九龙生态园之后，就有事没事地在他耳旁唠叨些“捐献遗体、捐献器官”之类的话。在那个秀美的地方，韩爱琴看到了政府为四名自愿捐献了遗体的义士们修建的纪念碑。 一开始他没往心里去，随口应付着：“是吗？这些人可真伟大。” 可一两年了，这种“晦气”的话题在家里越来越多。 小女儿赵虹雁的工作单位离自己住的明园石油小区不远，经常下了班就来给老两口做饭。常常是自己在里屋看报纸时，娘俩儿就在厨房说些谁谁“不行了，要是能移植上个肝啊肾的就能活过来”的事儿。而且一说起这些事儿，娘俩儿的声音就特别大，好像故意说给他听的。 韩爱琴的执着 赵顺德猜对了——这些话，就是母女俩故意说给他听的。 韩爱琴是2003年夏天和邻居聊天时第一次听说“遗体捐献”这个词的。她当时就想：是个好主意哎。人一走，埋也就埋了，还占那么大块地儿。要是身上的物件儿能救人家的命，那不是积德的事儿吗？ 于是，韩爱琴就有意打听这事“找谁办？咋整？” 得知遗体捐献或者器官捐献必须要自己所有的成年近亲属都签字同意时，她犯难了：“老头子这第一关就过不去。” 两人一起生活了三四十年，老头子啥脾气啥讲究，她太清楚了。 当然，自己的孩子们啥样、老头子最听哪个孩子的话，她同样清楚。于是，老太太就很有把握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虹雁。 “妈，我也和您一起捐！”赵虹雁听了母亲的想法之后毫不犹豫地这样说，“至于爸爸那边嘛，不能太着急。咱们这样……” 李忠明的信心 “古时候被判了死刑的犯人还巴望着留个全尸呢！你们可倒好，上赶着要把自己大卸八块！” “铺垫”了一两年，看到爸爸每次听自己和妈妈说这些话时都不反驳，2006年，赵虹雁以为时机成熟了，就向爸爸直陈了自己和妈妈的心思。结果却招致了老爷子一顿雷霆之怒：“想让我同意？门儿都没有！” “虹雁，别着急。咱爸一辈子爱帮人，他早晚会想通的。”已经义务献血3次、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李忠明这样安慰妻子。 兰子家的悲剧 就在母女俩对这件事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悲剧让事情有了转机。 2009年，赵虹雁的闺蜜兰子的丈夫小辉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跑遍了乌鲁木齐各大医院，救命的办法只有一个——肝脏移植。 赵虹雁倾己所有，只能在钱的问题上帮兰子，但找不到可配型的肝源。 6月23日，小辉走了。 得知经常来看望自己的这小两口遭遇了这么大的悲剧，爱屋及乌的赵顺德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起老伴和女儿的想法—— 赵顺德退休前是明园客运站的客车司机，和车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想：是啊，一辆车报废了并不代表所有零件都报废，如果把能用的零件换到别的故障车上，不是好办法吗？抱着那些老脑筋有啥意义呀！ 赵虹雁红肿着眼睛从兰子家过来时，赵顺德抚摸着女儿的头发：“人走了，也没办法，以后多帮帮兰子吧。我有个事儿给你说说……那个遗体捐献啊……把我也算上吧。” 赵虹雁的生日 2012年10月17日，是赵虹雁38岁的生日。 她早早地起了床，换了一套自己最喜欢的衣服，仔细地化了妆，搀着母亲来到了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 她们来领取《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和《眼角膜（眼球）捐献申请登记表》。 赵顺德、韩爱琴、赵虹雁、李忠明，每人一套。 回家后，翁婿俩都用双手接过了母女俩递过来的申请表，在申请人处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韩爱琴心里的石头并没有落地。 赵宏武的退让 赵虹雁有位哥哥叫赵宏武。 韩爱琴没敢亲自找儿子，她让儿媳妇王丽转交了申请表，并嘱咐王丽：“你得帮妈劝劝啊！他听你的。” 王丽在婆婆面前“好好好”地应承着，回家却给老公说：“你可别找爸妈吵架。你放心，只要你不签，爸妈这事就办不成！” 赵宏武咬着牙、绷着脸翻了翻这一沓申请表，什么话都没说，把它们狠狠地拍在了柜子顶上。 自从把申请表送到儿子家，赵顺德和韩爱琴就开始盼，但他们不敢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是司机，从克拉玛依石化公司往乌鲁木齐拉液化气。万一儿子在跑车途中接到他们的电话，发起脾气来咋办？ 赵宏武还是天天给爸妈打电话，只问他们的身体咋样、是不是又不舍得花钱什么的，别的啥都不提。 三天、五天、一周、两周……老两口实在等不住了。 从媳妇那儿问到宏武回乌鲁木齐的日子之后，韩爱琴鼓起勇气去找了儿子。 韩爱琴一张口，眼泪马上涌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