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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研究五十年 《史通》是 中国 古代第一部对史学 理论 和 方法 进行系统 总结 的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的 研究 要籍。建国以来，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随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展开而渐次展开和深入。据不完全统计，新版和再版的著作就有：程千帆的《史通笺记》、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吕思勉的《史学四种、史通评》、张舜徽的《史学三书评议》、张振珮的《史通笺注》、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等；在各种报刊杂志及论文集中还有论文上百篇；另在各种中国古代思想史、 哲学 史和史学史著作中基本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说之。其受史学界关注，可以说是仅次于《史记》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试分三个部分来分述50年来《史通》研究的梗概。一、1949—1965年的概况，附“文革”中的怪现象，二、1978—1998年的情况，三、今后应考虑和解决的几个 问题 。　　　　　　　　　　　　　　一　　1949—1965年，中国史学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 学习 和运用，而中国史学史研究则经由白寿彝等专家学者的积极探索，处于起步阶段。这两点从主要方面规定了这一时期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更多地具有“总论”的性质，也较为侧重于研究《史通》的哲学思想、 历史 观和进步思想倾向等方面的 内容 。　　白寿彝的《刘知几的史学》从刘氏的批判精神、对优良传统的发扬、史论的历史价值、无神论思想、进步的历史观、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对刘知几及《史通》作了全面的 分析 和评价。翦伯赞的《论刘知几的史学》在全面阐述后，总结说：刘知几“论大道，则先《论衡》而后六《经》；述史观，则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则黜尧舜而宽桀纣；辨是非，则贬周公而恕管蔡；评 文献 ，则疑《春秋》而申《左传》；叙体裁，则耻模拟而倡创造，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论‘本记’，则贬羽而尊吴蜀；评‘世家’，则退陈涉而进刘玄，此又其所以为短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60年代初，南开大学历史系集中讨论了有关《史通》的三个问题：对刘知几关于命运和人事作用于历史的思想，一种意见认为，《史通》的史论贯穿了反对命运说，强调了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另一种意见认为，刘知几虽然强调了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最后还是掉进了宿命论的泥坑。对刘氏历史 发展 观点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刘知几承认 社会 历史是变化的，但没有历史的进化观和发展观，比古人朴素的历史进化观是落后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刘知几的三代无禅让说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有反复古的进步意义，刘知几对古今社会变化的论述有明显的发展观。关于刘氏史学批判精神的估计，一种看法是，刘知几的批判是从儒家正人君子的社会立场出发的；相反的看法是，尽管刘知几受到历史条件、阶级地位的限制，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但其史论的批判精神是很明显的。　　此外，还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史通》的有关问题。如侯外庐的《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任继愈的《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杨翼骧的《刘知几与〈史通〉》、卢南乔的《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和他对于传统正统史学的斗争》等）。又如白寿彝的《刘知几论文风》、《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王可凤的《刘知几论编史修志与档案的关系》，傅振伦的《〈史通〉版本源流考》、王玉哲《试论刘知几是有神论者——兼与侯外庐、白寿彝两先生商榷》。　　然而，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开拓性研究工作，被1966—1976年的“文革”打断了。“文革”期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影射史学堂而皇之地走上前台。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 政治 运动中，刘知几因其《史通》中有一定的历史变化运动思想，有强调社会人事的历史作用的倾向，有《疑古》、《惑经》二文，而被强行戴上了“法家”桂冠，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一些关于刘知几“尊法反儒”、“法家思想”、“反孔”的应时文章出笼，但这些文章与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则毫不相干。　　　　　　　　　　　　　　二　　1978—199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中西文化碰撞激烈，学术思想活跃。史学史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成为共识，刘知几及《史通》很 自然 地受到重视，表现出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特点。综合来看，以下六点内容受到史学史研究者较多的关注。　　1.《史通》的宗旨、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问题涉及到从总体上把握全书的核心所在，以及刘知几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　　许凌云将《史通》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以“史才三长论”为中心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简言之，就是辨指归以明史义，殚体统以明史法。而全书的灵魂是融合贯通、批判创新的“通识”观点。“通识”是刘知几判定善恶是非的原则和标准，是其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卢山红认为，《史通》之“通”，　　在全书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详始究终的纵通，指的是用追本溯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