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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 摘要：“知行”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思想，从古至今，一直是思想家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在现代信息化发展之际，我国把“知行”观规定为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知行”观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它演进的历程散见于浩瀚如海的典籍里，指导着我们处理问题认识问题前进的方向。本文就从探讨从古至今“知行”观发展进程来理解和指导我们的“知行”。 关键词：知行观，知，行 中国古典哲学中认识论思想极为丰富。从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墨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途经荀况、韩非、王充等，直到集古典唯物主义大成的王夫之，其唯物主义的传统从未间断过。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我国传统的知行关系理论作了新的发展。毛泽东从历史遗产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并以马列主义认识论观点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撰写了光辉的哲学巨篇《实践论》。从而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古典哲学中带有根本性的知行关系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使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达到了中国思想史的高峰，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指引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一．先秦时期的知行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主张“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这就是说，圣人的知识是生来就有的，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而存在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来的。这是一种荒谬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此后儒家的孟子、荀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提出了“行高于知，知明而行”、“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的观点，对“知行”观作了新的发展，并建立了第一块里程碑。 墨翟在先秦哲学家中，是第一个运用经验论反对先验论的哲学家。他在知行观上强调实践，注重感觉以及历史经验、众人的直接经验和社会政治的实际效果，并把它作为检验“知”的标准，将“知行”和检验标准分开。他说，“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有，必以众之耳目之实。”(《墨子·明鬼下》)他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自己的感官所能感觉到的客观实际。只有通过具体的实际活动.才能形成深刻的认识。墨翟肯定一切知识来自“耳目之实”的闻见。但是他太拘泥于感觉经验而不能将他升华，使“知行”观停留了下来。 二．汉唐时期的知行观 汉代的董仲舒知“天意”、“天志”，提出通过阴阳入出，虚实之处，以观天之志，辩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以观天之道，再通过“内视反听”以了解“天之意”。他运用“察”，明了事物的规律然后用思维得到“知”，其认识事物的方法，对“知”是怎样产生的有积极意义。 佛学传入中国以后，他们将思辨引入“知行”学说。早期的佛学是“空洞其怀，无知无识”，主张通过修行“转知成智”，在宗教的实践中获得佛的智慧，修行成佛。在修行中强调“止、观”，“止”是禅定，即不怀杂念，“观”就是对由“心”这一空寂体和本体产生的现象进行认识，相辅而行即可达到涅槃的境界。为了佛法传播，禅宗六祖提出不要修行，不要繁琐仪式，只要思想觉悟，领会本性，一听说就知道说的什么，顿见真如本性便能成佛。这种广为流传的“顿悟法”就是一种“闻知而行”的心法，它开了“知行合一”的先河。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知行观 宋明以来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相当广泛的论争，各派哲学家都对知行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是在“知行”观发展研究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张载、程颐、程颢、顾炎武等大家探讨的基础上，对“知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而发展为占领社会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 程颐提出知先行后的学说，他认为，知是行的根本，必须先有认识，有了认识，自然会照着所知去做，如果没有认识就无法行动。他说：“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的浅。饥而不食鸟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为不善，只为不知。”（《遗书》十五）他认为，人不吃有毒的东西，是欣慰知道它有毒；人不向水火里走，因为深知水火能致人死亡。由于强调“知”的作用，程颐还提出了行难知易的观点。他说：“非惟行难，知亦难也。《书》曰：‘知之非艰，行之唯艰’。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艰难。” （《遗书》十八） 北宋时期的朱熹在二程格物致知观的指导下，全面系统的阐述了“知先行后”的命题，提出了“理会践行、行重知轻、力行为重、知行统一”乃至互发的观点，旨在说明知来源于固有的田里，禁锢甚至扭曲人欲，践行固有的道理则是天经地义的。他谈到知行问题时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语类》卷九)。他所说的知指封建时代的学问.他所说的行指封建道德实践。朱熹所讲的“知行常相须”.知是第一的，行是第二的。他的“知先行后”说是根本颠倒了人的认识过程的唯心主义说教。 明朝的王守仁，则提出“知行合一”说。他提出了“心即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要知行合一”。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即是行，行是知之成。王守仁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