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空间观.DOCVIP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空间观［理论视野］ 杜艳春　　约4089字 　　“空间”问题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男性是社会中的主导群体，因此男权社会建构了一个空间，它不仅使男性权力和优越性合法化，而且使女性处于劣势和从属的地位。千百年来，女性被男权社会圈定在“女性空间”内，受到来自社会和传统观念的禁锢。男权社会中的空间被划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前者指房子或家，它是女性的属地；后者指的是家庭以外的场所，是男人的世界。即使在家中，客厅和卧室主要是供丈夫娱乐和休息的，婴儿室是给孩子准备的，只有厨房才是女性的领地。在公共领域中，男人应该尽可能多挣得财产，因为财产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一个主要标准；在私人领域，他是家里的主人，妻子和孩子都是他的财产。 　　一、女性所隶属的狭窄空间 　　纵观女性文学作品，不难发现，男人的空间是世界、宇宙，而女人获得的却是一块狭窄的天地，家庭成为女性被奴役、被“物化”的场所，并且使女性“符合既定形象——贞节、顾家、慈爱、无私，终其一生，竭力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模式”。①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低下地位决定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和依附地位。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只能按照男权社会为她们规定的传统角色和行为准则来生活，她们只有成为男性的“家中天使”，才能被社会所接纳。 　　西方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关注的女性空间形象大多是窒息妇女的空间形象、男女隔离的空间形象和争取从压抑的空间中解放出来的形象。比如，18世纪玛丽#8226;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女权辩》一文中抱怨妇女被禁锢在无知而狭窄的空间里。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指出，19—20世纪女性文学中，空间形象占统治地位，表达了女性在父权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中受桎梏的心境。由于女性被禁锢于私人领域的狭窄空间，幽闭症成了女性作品另一个重要的主题。 　　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在20世纪60—70年代继续批评父权社会和文化中男女空间的隔离和女性空间的压抑性。它认为家和私人领域对妇女具有压迫性，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是男性迫使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一个工具。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波伏娃曾指出，当女人结婚时，她不得不放弃许多少女拥有的开放空间，进入妻子所从属和受限制的空间。露丝#8226;依利格瑞在《这个性不只是一个》中提到，男性的“有关祖国、家庭、家的话语把我们禁锢在不能自由活动和生活的封闭空间里。他们的地盘是我们的流放地。”在这一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中，女性角色常常是社会的边缘人物，或被禁锢在一些晦暗的角落里，或被浪漫化地监禁在家里。 　　二、女性所寻求的自由空间 　　自女权主义运动以来，女性不断为寻求属于自己的空间而抗争，她们从空间视角来解构男权话语，建构伸展女权主义的话语空间。女性“自我囚于牢笼中，这是家庭和社会的牢笼，或者婚姻的牢笼，但你可以脱离自身而飞翔”。②随着女性摆脱“禁锢”处境的愿望愈发迫切，冲出“牢狱”、寻求空间成为她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自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女性觉醒意识的增强，女性的空间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当时英美文坛上一批敏感的女作家开始在她们的作品中反映这个主题，比如，弗吉尼亚#8226;吴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1929）中强调，女性要想摆脱历史与现实强加给她的不利地位，只有做到一年有500英镑的收入和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是一种象征，“钱”指女性经济上要独立；“屋子”指女性的创作空间、心理空间和情感空间。这种象征是女性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夏洛蒂#8226;吉尔曼的《黄色壁纸》（1892）、凯特#8226;肖班的《觉醒》（1899）、多丽斯#8226;莱辛的《19号房间》（1962）等都力图表现物质生活舒适的女性对广阔自由空间的极度渴望。在这些女作家笔下，以男人为中心的家是女性迫切逃离之场所，她们含蓄曲折地表现了女性对家庭这一禁锢空间的反叛。无独有偶，伊迪斯#8226;华顿最著名的两部长篇小说《欢乐之家》（1905）和《天真时代》（1920）亦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女性与空间问题上的独特观点。其中的女主人公们身处上层社会却没有自己的家，四处飘荡，渴求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空间。表面上看，她们不受“家庭主妇”责任的制约，又没有专权丈夫的管制，与其他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相比，她们似乎有着更多的自由，但实际上她们被禁锢在传统的行为规范内，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陈规戒律的限制，无法跨越习俗的框框。 　　小房间、阁楼、带栅栏的屋子、育儿室是女作家表现女性生活与心理时常用的意象。《简#8226;爱》中简被关的黑屋子、囚禁疯女人伯莎的阁楼、《黄色壁纸》中的“我”被丈夫送到了一所乡村别墅，被安置在一间曾做过育婴室的房间里，窗户被钉上栏杆，屋内一张固定的大床，“我”感觉如同监狱里的犯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女性的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