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的类型学.pp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这种方式下，可以避免社会权利的无条件扩张，政府的慷慨赠与可以定向地给予被证明确属最需要的人群，促使工人选择工作而不是福利 在某种意义上，以家计调查为基准的救助制度，是一种能确保将非市场收入保留给那些没有任何能力参与市场的人的办法 这种自由主义模式的特征是：公共责任只能进入市场失灵的领域，商品的逻辑是至高无上的 其次，即使最纯粹的自由主义学派也不反对慈善或者保险本身，重要的是慈善或者任何类型的保险都应该基于自愿主义原则之上，而且保险方案应完全基于契约原则和保险精算原则之上 非商品化 指个人福利相对地既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而社会权利就是对公民作为“商品”的地位的一种反动、限制或削弱。 劳动商品化的处境导致“非商品化”的工人运动。 现代社会权利的确立是对商品化地位的动摇。 社会权利导致非商品化福利国家的诞生。 非商品化福利国家的内涵是：公民在必要时可以自由选择不工作，而无须担心会失去工作、收入或一般福利。 受波兰尼（Karl Polanyi）和马歇尔的影响，艾斯平-安德森的分析是从社会权利作为出发点开始的。社会权利的扩展既是社会政策的基础，又能有助于解决商品化和阶级区隔的问题 埃斯平-安德森认为，社会权利是按其公民身份而非市场购买力所区分的，判断标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人们依靠市场外的力量去改善其生活水准。 这样，社会权利削弱了公民作为“商品”的地位，因此非商品化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权利扩展得越宽泛，非商品化程度就越高；如果社会权利受到限制，非商品化程度就会低一点 非商品化的量纲 第一组量纲：人们进入权利的规则，即资格标准和资格限制。 “进入”和“退出”机制如何？ 第二组量纲：收入替代（income-replacement）。 因为当给付水平下降到社会所满意或认可的正常收入或生活水平以下时，可能的结果就是迫使接受者尽快重返工作 第三组量纲：资格授权的范围。 授权范围最广的，是不论原委向公民支付社会工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正在酝酿的实际保障社会工资（citizen’s wage）的设想以及美国的负所得税的方案越来越体现这一趋势 衡量保守主义分层化的量纲有两点： 第一，阶层隔阂的程度或合作主义，以在实际运行中的职别养老金计划的数量来度量 第二，国家主义的程度，以政府雇员的养老金支出在GDP中的百分比来度量 分析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特征可以使用两个变量 第一，福利计划的普救主义程度，以16-64岁有资格享受医疗、失业和养老金福利的人口平均比例来度量； 第二，给付结构的平等程度，以该计划中养老、失业和医疗在基本给付水平与可能达到的最高合法给付额之比的均值来度量 分层化的衡量 辨别自由主义分层化特征的三个变量是： 第一，家计调查式的福利给付的相对比例，以它在全部社会公共支出中的比重来测量； 第二，私人部门在养老金计划中的重要数据，以私人部门养老金在全部养老金中的比重来测量； 第三，以私人部门医疗保健支出在全部医疗保健支出中的比重来测量自愿性私人部门福利在保健服务中的相对分量。 依据福利的去商品化、福利的分层化效果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个维度，艾斯平-安德森将社会保障制度或曰福利国家的类型划分为三种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regime） 其中具支配地位的是不同程度地运用经济调查或家计调查的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普救式转移支付或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 这一模式中，社会改革的进程受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劳动道德准则的严重束缚； 福利的极限等价于以福利取代工作的选择的边际倾向。资格条件因而十分苛刻并且通常带有羞辱性，给付数额极为有限。 继而，国家运用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手段促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消极手段是只保证最低限度的给付 积极手段是对私人部门福利计划予以补贴 这种源于“济贫法”传统的制度所给付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收入较低、依靠国家救助的受保护者，通常是工人阶层； 因此，这种体制的非商品化效应最低，社会权利的扩张受到有力抑制，建立的社会秩序属于分层化的类型。 典型代表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合作主义、法团福利国家） 该制度类型的特点是奉行强制性的国家社会保险，并有相当严格的领取条件。社会权利的资格以工作业绩为计算基础，即以参与劳动市场和社保缴费为前提条件，带有保险的精算性质； 这种制度最初发生在德国并得到长期发展，而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目前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 在这些国家中，历史上的合作主义中央统制遗产得以发扬，以适应新的“后工业化”阶级结构需要。在这些保守主义的和强烈的“合作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崇尚市场效率和商品化的自由主义成见从未占过上风，因此，赋予公民社会权利几乎从来就不是一个有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