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上海华界公粜的食物获取权.DOC

战时市场机制失灵与政府干预——1941年底上海华界公粜的食物获取权 熊金武 中国政法大学 摘 要：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对沦陷区大米的掠夺和粮食流通管制，上海大米市场失灵，出现食物获取权的交换失败。公粜成为伪政府应对饥荒的唯一选择。公粜作为市场的补充机制，只能缓解米荒，却不能根本上解决市场失灵和食物获取权的交换失败，反而使得政府控制了粮食的供给和分配，排挤和否定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了米粮配给制度。这个转变是与统制思潮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导致的。黑市繁荣代表了市场机制的回归和居民通过市场获取食物权利的有限恢复。只有纠正市场正常运行的微观机制，上海食物获取权危机才结束。 关键词：上海；市场；饥荒；抗日战争；食物获取权；统制经济 一、引言 “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饥荒带给人类的苦难，让人类不得不直面饥荒形成原因及其应对机制。一般学术界对饥荒的研究集中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的人口死亡。不过，相比于和平时期，战争状态下的饥荒才是导致高死亡率的。战争状态下的饥荒特殊性还有待专门的研究。本文选择近代上海米荒作为案例，考察战争状态下饥荒的形成机制。因为，这次米荒史料充分，具有典型地近代特征，不同于农村农地区的饥荒，而是在城市地区，数据更加详实。当前国内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饥荒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1959-1961年大饥荒的研究，而缺乏对中国近代饥荒史的讨论。本文就试图以1939年至1945年间上海米荒为例做一定的尝试。已有对抗战时期饥荒的研究从粮食产量下降、日本物资统制等多个角度考察了米荒出现的原因，并从粮政机关变迁、米商与政府关系、粮食走私、不同政治体之间关系等做了解析。鉴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也有研究专门考察了此次上海米荒，补充了人口流动和粮食进口规模等米荒成因，更详细考察了战时粮食供给体制度的演变，包括粮食市场的弱化、平粜的开展、米粮配给制的构建以及黑市贸易的繁荣等内容。 关于抗战时期上海粮食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齐春风和姜洪峰《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载《中国农史》，2003（4）]，张忠民《悲壮一幕：上海的米粮单帮贸易》[载《上海党史党建》，1995（S1 关于抗战时期上海粮食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齐春风和姜洪峰《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载《中国农史》，2003（4）]，张忠民《悲壮一幕：上海的米粮单帮贸易》[载《上海党史党建》，1995（S1）]，黄美真《1937-1945：日伪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1）]，林美莉《日汪政权的米粮统制与粮政机关的变迁》[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6）]等。 Mark Blaug ：《Rational vs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载《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03 (4)。 二、上海米荒的原因：食物供给量下降还是食物获取权？ 食物供给下降理论(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FAD)和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是解释饥荒的两个主要框架。FAD是指一个社会食物供给数量可能受到战争、天灾等下降，导致了饥荒。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强调了非经济因素对食物获取权的重要性，从居民合法途径获取食物的能力的角度理解饥荒，将饥荒的因素从粮食分配和消费者的权利等多个角度加以解释，并使得对饥荒的研究从社会食物供给数量转到特定群体对食物的获取能力,提出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食物获取权导致饥荒的形式划分为四种，即禀赋损失（endowment loss），生产失败（production failure），交换失败（exchange failure），和转换失败（transfer failure）。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的权利禀赋通过食物获取权映射（The entitlement mapping）可以对应其“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一旦交换权利低于其生存所需的食物就会陷入饥饿。所以，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权利禀赋，以及所面对的过食物获取权映射。阿玛蒂亚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战争导致食物供给量下降（FAD）是客观存在的，不过这不能成为解释上海米荒的主要原因。因为近代以来上海本地粮食产量不足，一直依赖进口洋米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米，而且米荒恶化的起点是1939年而不是1937年（见表1），也不能说明FAD直接导致上海米荒。所以需要从食物获取权的角度思考。 作为一个转口贸易城市，战前上海居民食物所有权主要依托于粮食市场，然而日伪物资统制政策导致粮食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首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