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体性》解读.docVIP

《文心雕龙·体性》解读 　　 内容摘要：《文心雕龙?体性》是研究作家情性与文章风格之间关系的专篇。刘勰在该篇中既指出体由性定，认为才、气、学、习是风格形成的四个主观因素，又首创性地提出文章风格分类的“八体”理论，肯定典雅和远奥，贬抑新奇和轻靡。该篇不仅倡导了一种为情造文的创作观念，比较系统地揭示了文章风格的生成原理，而且对作家文风的整体把握和多样化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对后世风格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刘勰 体性 才气学习 八体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卓越的文学理论专著，其中第二十七《体性》篇“是我国最早论述风格问题的专著”[1]，而得到诸多龙学前辈们的关注和研思。《体性》篇的“体”与“性”是并列结构，“体”指文章体貌，即外在风格;“性”指作家内在情性、个性。因此，《体性》是研究作家情性及其文章风格之间关系的专篇。 　　一 　　 刘勰在篇章开头指出了体与性的关系是体由性定：“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2]在他看来，文章的创作源于作家情感意识的激荡和理智活动的开展，作家的思想感情（情和理）与作品的文辞内容（言和文）之间存在着一个由隐至显、从内向外的动态的表达过程，“情”和“理”是“隐”的、“内”的，“言”和“文”是“显”的、“外”的。因此，文章外在风格是作家内在情性的体现和反映，通过文章就可以认识作家的思想感情。《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3]所言意亦如此。应该注意的是，并非一切文章的“体”都可以反映出作家的“性”，也不是所有作家的“性”都可以转化为相应的“体”，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前提，即“情动”、“理发”。只有“情动”、“理发”之时形成的言和文，才能反映出作家的本真情性。显然，刘勰反对齐梁时代所流行的“为文而造情”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认为这种文风雕章琢句，矫揉造作，虚假伪饰，为文造情者是“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情采》）;主张“为情而造文”，认为文学创作是为了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只有这样才能言之有物，作品内容才能充实，形式才能优美。《情采》篇又云：“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4]刘勰在这里又一次正确地阐述了写作的根本要义：只有作为文章经线的情理确定了，作为文章纬线的文辞才能畅达。 　　 那么作家作为创作主体，怎样在审美创造中发挥自身情性，使文章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呢？刘勰指出，这与才、气、学、习之主观因素有关：“然才有庸?y，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5]“才”指才能、才华，有平庸卓越之分;“气”指气质、气度，有刚健柔婉之分;“学”指学养、学识，即所受教育，有浅薄渊博之分;“习”指习染、习性，即所处环境，有雅正浮靡之分。刘勰把这四者二元化为先天和后天两个层次，才和气属于作家先天的禀赋，学和习属于作家后天的锤炼。文辞理致的平庸卓越，风力意趣的刚健柔婉，取决于先天禀赋之才与气的庸俊和刚柔;叙事义理的浅薄渊博，体格法式的雅正浮靡，有赖于后天锤炼之学与习的浅深和雅郑，是谓“故辞理庸?y，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6]。 　　 刘勰在《文心雕龙》诸篇中阐述过才、气、学、习四者的关系：“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体性》），“因性以练才”（《体性》），“酌理以富才”（《神思》），“将赡才力，务在博见”（《事类》）。他认为，先天的才是基础作用，后天的学起辅助作用，虽然才力是基础，但得以呈现还需借助气的发挥，可见“气”是根本，同时又可以根据情性来锻炼文才，可以斟酌事理来丰富才学，还可以通过博览来提高才力，强调了后天培养的重要作用。于是，刘勰又指出：“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环其中，则辐辏相成。”[7]以砍树、染丝、彩绘和制轮四个比喻来强调学习要在开头时慎重，告诫最初习作应该模仿正确的风格。 　　 才、气、学、习是风格形成的四个主观因素，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四者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共同作用，才使作家的个性千差万别，文章因此“其异如面”，呈现出云谲波诡之貌，文学园地才呈现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景观。 　　二 　　 由于各人先天才气和后天学习的差异，其创作出文学作品的风格更是迥然不同，刘勰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和轻靡八种风格，简称“八体”，按照“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