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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民族化原则分析宪法学论文 摘要：按少数民族人口在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配自治机关中少数民族干部名额是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的科学内涵。把干部民族化完全等同于自治机关干部的自治民族化是不科学、全面、准确的。如果把这种观点付诸于实践，在民族自治地方干部的选拔任用中，就可能导致刻意强化干部民族化中的族别限制、排斥汉族和非自治民族干部等不良后果。在依宪执政的要求下，理解、推行干部民族化，必须遵循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共和主义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主义原则和民族平等团结和谐原则。 关键词：干部；民族化；宪法；思考 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和干部民族化的界定 （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内涵。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是一个与我国普通的省、市、县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对而言的学术概念。它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聚居少数民族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按照实行自治民族的多少，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可分为以一个、两个、三个和三个以上少数民族聚居为基础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普通地方自治，又不同于苏联的民族自决。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中的“民族”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区域”是民族杂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独占的地区；“自治”的主体是民族杂居地区的各族人民而不是某个民族或某几个民族中的少数人；“自治”的原则是各民族的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自治”的目的和宗旨是依法保证各民族的成员都能够以公民个人身份以及一定的集体方式参与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地方及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保证各民族公民在民族自治地方主人翁地位的实现，保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结奋斗，努力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从宪法学的角度讲，当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对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和地方管理的集体政治人格平等的承认，是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共治”而不是各民族的“自我统治”。因此，2014年9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团结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同时，要在确保国家法律和政令的基础上，依法保障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解决好自治地方特殊问题。二是坚持民族因素和自治因素相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1］总之，当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能行之有效解决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的历部宪法，都对它作了规定。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在我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主张是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41年依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相关规定在西北建立的蒙回自治区则是我国设立民族自治单位的最早实践。按中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大小分别建立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各自治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结束了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人民在政治上长期处于无权地位的历史。国家的独立统一、主权完整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中国共产党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基本途径的目标诉求。党领导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为任何一个自治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排斥其他非自治民族提供制度平台，而是为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提供一项基本的宪法制度设计。中国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不是为了各民族分别‘自治’，而是为了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民族政治民主”［2］。（二）干部民族化的基本界定。“干部”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用来表征特定群体身份的一个特殊称谓，是一个与“群众”“工人”“农民”相对而言的政治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则是不确定的。根据《新编汉语辞海》的解释，“干部”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二是指“从事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3］。显然，这是对“干部”这个概念的狭义理解。这并没有也不可能较为全面地揭示“干部”一词的真实内涵和外延。因为在中国不仅在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供职的很多人具有“干部”身份，而且在中国各政党、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甚至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工作的很多人同样也被称为“干部”。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干部”应该包括所有这些人。在中国，“干部”应该这样来界定：“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工作的普通公职人员特别是在这些部门和军队以及居委会、村委会担任一定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