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民工的“逆袭”.docVIP

PAGE PAGE 1 节后民工的“逆袭” 　　2月20日，正月十一。康晓伟载着家人从江西老家返回广东东莞市大朗镇。抵达时，已是晚上10点多，在一家大排档，他们准备吃点宵夜时，电话响起。接过电话，康晓伟连声说“好”后，告诉家人，“你们先吃，我去火车站接个人。” 　　康去接的这个人，不是他老板或领导之类的“狠角色”，而是东莞市伟达制衣有限公司的一名普工。康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这几年，类似于康晓伟这样的“老板”，虽然头衔光鲜，但相对痛楚：不仅员工春节来回的车票，他们得报销，而且员工从家里来到东莞车站后，他们还得去接。年前，员工回家时，他们也要将员工送到车站，并送礼品和祝福。 　　即使这样，开年后，来的员工也越来越少。康晓伟一直想招个学徒，但至今没招到，“很多年轻人都转行了，年纪大的又不愿意干。”康晓伟抱怨，“现在打工的才是皇帝啊！” 　　这样说当然很夸张。但的确，在今年，“民工荒”和“老板慌”已深度地蔓延进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当未来变得充满风险，充满了不确定性时，老板们能够做的，就是抓住可以尽力抓住的东西：能够有工人来给自己干活。 　　作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制造业的深刻裂变和痛苦转型正在改变很多东西，包括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在这些改变中，由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的农民工支撑起来的经济，其脆弱的一面，越来越暴露无遗。 　　逆袭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20岁的康晓伟跟随老乡到东莞打工。那时，“要经过三关面试才能进厂。”康晓伟说。但四五年前，招工的局面就从“工厂选人”向“人选工厂”转变了，最近两年，这种局势还在加剧—只要是个人，都能找到工作。 　　这种变化，康晓伟体悟最深。2002年7月，他结束了10年的打工生涯，在东莞市大朗镇成立了东莞市伟达制衣有限公司。那时，他管理着60多名员工。但员工逐年减少，到去年，他只有20多名员工了，“员工还没全部回来，今年估计就10来个吧。”康晓伟说。 　　工人减少，并不是因为他给的待遇低。 　　事实上，他给的待遇甚至比一些上规模的大企业还好。做缝盘的员工，一个月能拿到3000至5000元。康晓伟说，“员工还可以直接和我这个做老板的面对面讨价还价，工作自由度高，员工想辞工就辞。大工厂有一套制度，你想辞工得提前个把星期甚至一个月，而且还不一定批。” 　　家庭式的管理模式，使得像他这类小工厂在招人时，反而有了一定诱惑。不过，招工难的问题依旧在蔓延。 　　去年，为解决招工难问题，康晓伟萌生了将企业转回家乡的想法。不过，他说，“幸好没转回去，在内地，工人同样难招，那边工人不去上班时，连招呼都不打。” 　　招工难不只出现在小工厂。东翡（毛织）制衣厂是以纯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位于东莞寮步镇下岭贝工业区。这些天，从主管到经理、再到厂长，几乎所有管理层都倾巢出动，全员招工。在大朗镇巷头的招工点，《南风窗》记者连续两天跟随该企业招工发现，为招到工人，他们确实花了不少心思。 　　“不好意思，耽误你半个小时，可以到我们工厂去看看吗？我们有车免费接送。”现场负责招聘的李龙边发传单，边邀请路人去看看。 　　对骑单车来找工作的，他让他们把单车寄存在招聘现场，他负责帮看着，“放心去吧，看完了，把你们送回来”。 　　或许因以纯的知名度，李龙一干人，一天之内请动了100多人到他们厂里去看看。“看是看了，但还不能确定人家去不去上班。”李龙说，厂里用工约1600人，按往年情况，会有部分员工陆续返厂，但缺口约600人，去年他们厂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去招工，光招工费用就高达几十万元。 　　为带人去厂区看看，他们雇了近10辆面包车负责接送。选择面包车，而不是大车接送，是考虑到：想去踩点的人会担心“要等到坐满一辆大车才走”，这对招工不利。因为找工作的人，现在“可没耐心等那么长时间”，选择面包车—车上坐五六个人就可以跑一趟。其间，有相中的，立马可去报到，行李等也一并运送过去。甚至，工人在收拾、搬运行李时，他们也可上门帮收拾，帮抬行李，而后派车送到工厂。 　　在厂区，东翡（毛织）制衣厂的厂长邓平也忙得满头大汗。他在厂区负责接待一批批前来“踩点”的人：给他们倒水喝后，领他们上楼，一个个车间地走，一个个宿舍地看。让他们和生产一线员工交流。厂区保安室旁，还特意张贴出工厂各部门的员工工资。 　　管理层对员工态度的大变化，就像是一次农民工的逆袭。 　　苦撑 　　茂荣集团行政总裁曾天仁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认为缺工将是一种常态。 　　这的确已经是一个不适于“血汗工厂”生存的时代了。通过压榨农民工血汗才能生存的企业，即使没有被经济结构抛弃，也会遭到“80后”、“90后”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社会淘汰”。 　　意识到缺工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后，茂荣集团引进了现代技术，企图以机器取代工人来解决民工荒问题。但问题是，一件产品无法全部实现自动化，诸如钉扣子、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