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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人道,从人的本性出发 　　在北京佑安医院的太平间，一场特别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乐声缓缓响起，医务人员一一走上前去，为刚刚失去生命的小珍珍献上鲜花；而她的妈妈则依依不舍地望着女儿，喃喃细语：“宝贝，我们要让你以另一种形式重生”。 　　半年前，一直健康活泼的珍珍突然在校园里莫名摔倒，家长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个花季生命走向凋零的开始。此后，珍珍的运动障碍越加明显，父母开始带着她四处寻医问药。诊断结果明确了：小脑蚓部肿瘤。走过一家又一家医院，一家人终于明白：救治无望，病情已不可逆转。得知孩子将不久于人世，他们强忍着悲痛，共同做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捐献孩子的全部器官。 　　2012年12月25日，小珍珍的病情突然恶化。21时20分，11岁的小天使辞别人间。就在第一时间，医生为她实施了肝、肾以及角膜的摘除手术，这些器官连夜被送达生命火线的另一端。在那个寒冷的冬夜，珍珍父母用大爱温暖了数个家庭——三条鲜活的生命因此被挽救，两人重见光明 　　器官捐献，1∶150的供需落差 　　“小珍珍”是北京首例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者，珍珍父母让生命延续的大爱义举令无数人感动落泪。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尴尬现状。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150万人，但其中只有1万人能够幸运地得到供体，意味着超过99%的患者只能在等待中逐渐绝望自2010年3月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卫生部在全国16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然而两年来收效不甚理想，仅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实现大器官捐献546个。 　　一边是每年150万的患者，另一边却是两年546个器官，在器官捐献移植的供需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落差，让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为什么说“不”？ 　　相比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实行的“默认同意”原则，我国采取“选择捐献”：如果你希望死后捐献器官，就必须明确表示出来。而此申请过程并不简单：公民须填写完整的《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并携捐献者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交至当地红十字会或已开通试点省份的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经公证处公证，才能登记至管理系统。 　　即便是本人表态，也并非你想捐就能捐。因为大多数器官捐献必须在捐献人身后完成，如何执行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的专门法律，仅有一个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对于捐献体系如何建立和操作的具体事项并未详述。在具体的实践中，因“器官适合捐献，但找不到家属”、“死者生前愿意捐献但家属不同意”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面对法律空白导致的遗体所有权、使用权等伦理问题，绝大多数不具备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均对遗体器官捐献采取回避的态度。 　　与此同时，死亡标准成为制约器官移植的又一瓶颈。按照传统的“心跳死亡”，当人体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循环随之停止，也将导致其他器官功能渐趋衰竭，一些脏器可能在数分钟内就会失去活性，也就是说此时已经没有摘取其器官的必要。因而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就已提出“脑死亡”标准，即在脑电图平坦的状态下，经24小时反复测试结果无变化，就可以宣告死亡。然而目前，全世界已有30多个国家采用了脑死亡标准，我国尚无立法。 　　骨髓移植，20%～30%的流失率 　　她曾是一名热心的捐髓志愿者，得知自己和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后，她很兴奋：“像中大奖一样，心情很激动。” 　　2012年7月20日上午，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婷婷躺在血细胞采集室的病床上，她的两条手臂都已经插上了输血管，但仅采集了115毫升混悬液，细胞分离机就意外发生故障，采集被迫终止 　　当晚，已经采集的造血干细胞被送达江苏徐州，注入与李婷婷发生奇妙联系的白血病患者体内，可是并不够。中国造血干细胞（骨髓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主任李爱华说：目前造血干细胞移植采用“清水”方案。在移植前，患者会通过放、化疗手段摧毁自身原有的造血干细胞系统。而若得不到供者足够的细胞输进体内，那么患者的细胞基本不能恢复，“这就意味着，患者将加速死亡，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经过此番波折，加上家人的反对，尽管医务人员一再劝说，婷婷再也听不进去：“患者的命要紧，那谁来保障我的安全？”——这已不是第一起志愿者反悔的事件，甚至对于这样“临阵脱逃”所谓高位反悔也并非罕见。 　　我国从2001年起建立中华骨髓库，至今已发展到超过150万份造血干细胞的库容量。专家指出，对于我国而言，300万份就是合理的总量，然而与扩容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稳定住捐献者，目前捐髓志愿者的流失率已达20%～30%。 　　关于志愿者流失的原因，骨髓库工作人员介绍：有人在报名时并未与家人商量，因此配型成功后遭到家人反对；有人在初次建立数据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最终仍难以克服心理障碍。当然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捐赠者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