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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
【摘 要】“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历代思想家赋予的神圣使命。在天人学说的逻辑演进历程中,董仲舒在广泛吸收前人天人合一思想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新模式——“天人感应”说,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感应;审视
董仲舒是汉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对汉代的政治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作为其天人观之基本内涵的天人感应论,是一个最有歧义的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述评。
一、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渊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殷周以来“上帝说”和“天命说”,二是先秦儒家学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三是汉代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
殷商时期“上帝说”和“天命说”非常盛行。《诗经?商颂》曰:“帝立子生商。”《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有商服天命。”到了西周这种宗教神学思想发展成了“以德配天”的理论。“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这时的天人思想应该说是理性主义在宗教神学体系中的萌芽,人们观念中的上天是神灵之天和道德之天的统一。春秋时期的天人思想里增加了孔子所说的命运之天的意思。《论语?颜渊》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述尔》中有:“天生德于予”。天命中有人们无法预知、不能把握的部分,对于此人们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有修养的君子能够体认天命,人只有“知天”、“则天”才能达到自由的精神境界。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也说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人们要是能扩充和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四端,因为“本心”当中就包含着自己的本性,一旦“知性”,进而就可以认识“天命”。秦汉时期,人们开始探索自然天道与社会人事之间的种种联系,认为自然与社会、人事之间有某种机械的感应关系,并认为这种感应关系不是由某种神秘的原因所决定,而是由阴阳五行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十二纪》中描述了一年五气运行对应的天象、气象、物象,并以此为据制定出一年十二个月的“政令之所行”的宇宙律令。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来源于先秦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先秦的“天人合一”观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不但继承了关于“上帝”、“天道”、“天命”等学说,且汲取了已有的阴阳五行说和诸子百家学说的有关内容,将其熔于一炉,建构了适应汉代政治需要的“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援引前人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普遍有效的公理,并将之发展,用以解释宇宙构成、自然现象,阐明人事活动。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内涵
首先,董仲舒提出“天人同类”的概念。
董仲舒:“以类合一,天人一也”。(《阴阳义》)“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人副天数》)这是从人的身体的构造方面讲天人同类。他又说:“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这是从人的情感意识方面讲天人同类。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同类相感”的概念。
董仲舒承继了孔子和《周易》以来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思想,肯定物类相召,同类相动。他说:“故同气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子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与《淮南子》视物类相应为玄妙深微而不能论解的观点不同,在董仲舒看来,同类相动,“非有神,其数然也”,是事物内含的定数所决定的。
最后,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概念。
在董仲舒看来,同类事物之间能够产生感应,而天与人是同类事物,因而天与人之间就自然能够发生感应。所谓天人感应,有如下双重含义:一种含义是,作为天子,君主是上天之子,承接天的旨意,代表上天统治管理人间事务。“德体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考功名》),“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故而天人感应实为“天子”与“天”的感应。另一种含义是,上天虽不像人一样会说话,但上天的意志可通过某种“祥瑞”或“灾异”的现象显现出来。这就是天人感应的表现形式。如果君主政治清明、社会太平,上天就会降下嘉禾、醴泉、甘露、麒麟、白鹿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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