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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中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 ——袁志刚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讲演 袁志刚 ? 2013-05-06 08:16:44　　　来源：文汇报 2013-05-06 　　　　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不仅遇到了很强的外部冲击，而且经济体内的固有矛盾，或者说长期的增长动力正在减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等。　　最先将非均衡经济理论引进国内，著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该著获1997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在宏观经济运行和就业、失业问题研究领域，出版《失业经济学》《隐性失业论》等著作，并编写《上海就业报告》和《中国就业报告》。在《经济研究》等经济学核心杂志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接近先进国家，使得后发优势所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动力也越来越缺乏；而中国教育、科研与企业体制缺乏有效沟通，创新激励机制也不充分，使得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主体缺失，这都会使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不足；从日本、韩国在转型期的国际经验来看，在转型期间经济TFP的增速都是趋于下降的。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0至15年期间的TFP增速难以维持在目前的高水平。”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短期冲击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开始逐渐显现，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发生，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政府换届工作的完成，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的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把这20年大致划分为两个10年，在这两个10年中，中国都经历过多种正面和负面因素的冲击。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投资全面高涨，和宽松的货币发行相配合；1994年高速通货膨胀下的货币紧缩，对资金循环的治理整顿；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4万亿刺激政策和10万亿地方融资平台的货币扩张；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调控；大宗商品价格的过快上升；地根收紧和土地使用的控制等。中国经济就是在各类外部冲击之下，根据其自身的运行机制，代表性经济行为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对冲击形成反应，做出行为决策，内生地生成经济周期。回顾前后10年，各自碰到的最大冲击莫过于两次金融危机，它们都对中国的出口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都出现增长率的大幅下降。但是，两次危机后的政策反应不尽相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面对经济速度的下滑，我们出台了一些短期的刺激性政策，但是力度不大。其后我们经历了5年（1998-2002）的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过程，GDP的增长“七上八下”，周期形态如同“L”形。但是在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却做了很多事：1998年，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国有银行资产的重组和改革；中国加入WTO。这些改革措施相当于在经济周期的低部做了牢固筑底的工作，为2003年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了基础。各个领域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使中国经济的效率有了明显提高。2007年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由于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和财政收入两倍于GDP的增长，中国政府财力雄厚，外汇储备充足，很快做出了4万亿投资，以及10万亿配套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安排，经济增长“V”形走势明显，令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十分眼红。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利因素仍旧在不断积累，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2009和2010年的经济刺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只有短期效应。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不仅遇到了很强的外部冲击，而且经济体内的固有矛盾，或者说长期的增长动力正在减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总而言之，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成就来自于通过改革方式消除原有计划体制约束，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微观经济组织再造和微观相对价格体系的理顺，给予了正确的激励，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供给方面来看拓展了经济增长空间，加之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在总需求方面的刺激，从而成就了长达30多年的快速增长奇迹。其中，政府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改革原有计划资源配置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活跃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激发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运行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利用银行信贷系统，大幅扩张信用，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充分的流动性，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到这些措施所引发的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经济近期表现和走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