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十二章南朝文学观的多元交融.pptx

第十二章 南朝文学观的多元交融;第一节挚虞与裴子野的文论;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学批评，虽然从总体上呈现出进步的趋势，但是保守论者的文学理论仍然十分顽强，他们同新变论者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保守论者主要以西晋的挚虞、南朝的裴子野为代表；新变论者则以梁代的萧子显与萧纲、萧绎等人为代表。;这两派人物的思想观念的交锋与对话，客观上也促成了《文心雕龙》这样体大虑周、“唯务折衷”的文论巨著的诞生。昭明太子萧统则以梁代文坛领袖的身份对这两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与综合，在《文选序》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挚虞(？—311)，西晋中叶的著名文人，主编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章总集《文章流别集》，并写了《文章流别论》。《文章流别集》已经失传，而《文章流别论》则传了下来。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主要是探讨各种文体流变的。挚虞将文学的教化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挚虞强调文章的作用就是简单的宣传教化，宣明政教，称功颂德。;如果说《毛诗序》还倡导“吟咏情性以讽其上”，那么挚虞就连这种讽谏作用也否定了，将文章只看作歌功颂德的产物。在论及赋的起源与文体特点时他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汉魏以来，诗体早已脱离以四言定于一尊的模式，五言诗成为诗人普遍喜好的诗体，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方面有着四言诗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挚虞对此却视而不见，将赋仅仅看作古诗之流。;他提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可见他心目中的正统就是圣人的经典，并以此作为文学批评的尺度。 ;当然，挚虞在解释赋、比、兴时也有一些较有见地的观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挚虞对赋与比的解释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他对“兴”的解释却是极有新意的，他强调“兴”的有感而发，显然同汉魏以来重视感兴与应感之会的文学思想有关，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感兴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南朝保守论者的另一重要人物就是梁代裴子野(469—530)。他是史学名家裴松之的曾孙，他本人也具良史之才，《梁书》本传说他“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可见他的文章观是比较保守的，与齐梁时代的新锐文风不同。;裴子野从推崇《诗经》的雅颂之音开始，赞美文艺的教化作用，认为这是王化所本，而后来的作者放弃了这种原则，遂使文艺背离了圣人的经义：“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雕虫论》）至于蔡邕、扬雄以及五言诗的作者曹氏父子与建安文人，西晋的陆机、潘岳诸人，更是推波助澜。;裴子野进而指责他所处的年代风雅不归，文风淫靡：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庭，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雕虫论》） ;裴子野将当时的文风斥之为“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是亡国之音，指责诗人放弃了教化的义务与责任。而宋初以来的诗风确实存在着“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的现象，裴子野的批评未始不切中要害，但是其出路却依然是回到原来诗教的老路上，这种观点比同时代的其他文论家落后得多。 ;第二节梁代皇族萧氏兄弟与萧子显的文学观;梁代萧氏兄弟是指英年早逝的昭明太子萧统与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这兄弟三人从小就在父亲梁武帝萧衍的濡染和熏陶下酷嗜文学，身边都有许多文士聚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文学观点和而不同，各具风采。 ;在基本的文学价值观念上，萧统与萧纲和萧绎并无大的分歧。梁武帝时，南朝的儒学得到重倡，受到这种时代风尚的影响，萧氏三兄弟与刘宋及萧齐皇室的文化素质明显不同，其文学爱好受到儒雅之风的熏陶。不过，涉及关于文学进化与文学特点的看法时，却有所不同，他们通过对话来坦诚地加以讨论。 ;在梁代帝王中，萧纲与萧绎的文学思想较为新锐。萧纲(503—551)，是梁武帝的第三子，即梁简文帝。他与其兄萧统和弟弟萧绎一样，都是嗜好文学艺术并有相当修养的帝王一类人物。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也就是说文章与做人可以分开，历代的儒家教育子弟都是将诗文与做人合为一体的，孔子对其儿子孔鲤就说“不学《诗》，无以言”。;这种传统当然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将人品与文品结合起来，但将文学与道德完全联为一体则有片面性。从这方面来说，萧纲强调文章与做人的分开也有它的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