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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政》课程素材库 授课教师：赵怀娟 一、案例部分 1、孙志刚事件 2003年，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命丧广州收容站，起因只是他没有暂住证。孙志刚惨案发生时，27岁的他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刚两年，来到广州才20多天，也刚刚找到工作。3月17日晚10时，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的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被带到了广州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此后，孙志刚被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然后便是突然死亡。 收容遣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1年。当时这一制度的对象和后来不同，是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等人群的，政府通过组织其劳动改造，转化为从业人员予以安置。60年代初，大量灾民进入城市，收容成为救济灾民的一项主要任务。从80年代开始，流动人口剧增，开始出现逃避计划生育、乞讨为生、逃婚、逃学、逃债的人。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乞讨者和“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落的人”列为收容遣送对象。虽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这种收容制度起到了管理的功能，并收留流浪者、精神病者，起了一定的福利作用，但也是从这个《办法》开始，收容的救济性就不再成为惟一的目的，因为该《办法》的第一条规定得非常明确，“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特制定本办法。”“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强制目的和权力的被滥用，让收容遣送逐渐沦为罪恶滋生的温床，收容失去了救济的本意，变得没了“人情”和“温情”。 从法律上来说，收容也陷入了困境。综观各种收容的规定，最高效力便是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发布的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国务院1991年又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这些规定里都有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的内容。但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宪法》也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显然，行政法规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都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没有国家大法依据的收容，显得不“合法”了。 孙志刚的死亡经媒体报道后，在法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5月，一些法学工作者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6月20日，国务院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宣布自8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1982年5月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新办法提出了全新的自愿救助的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 2、慈善一元捐活动 是中华慈善总会开展的面向全社会的、大规模、长期性小额募捐行动，旨在弘扬“不以善小而不为”的慈善理念，大力呼吁全社会每一个人为慈善事业尽自己绵薄之力，并建立方便、普及性募捐网络。“自愿捐献，多捐不限”是该活动的口号。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而言，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现了社会文明发展水平，而针对医疗救助、贫困救助等众多的具体项目进行一次次大规模的社会募捐不仅耗时费力而且越来越不现实。不规范，不连续及无主题的盲目性募捐又导致社会募捐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社会迫切需要一种主题明确且募捐形式和额度人们可以接受，又具有规范的操作程序、严格的管理制度的长期、稳定的募捐渠道。“慈善一元捐行动”多功能募捐箱项目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顺时而出的。 实行双轨管理：由北京时代瑞龙广告有限公司负责多功能募捐箱的提供、日常维护、消耗品供应、易损件更换、网络系统的建立、运营、扩展及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募捐箱的锁匙由中华慈善总会或地方慈善机构负责安装、管理及募捐箱的开启。所募款项全部有中华慈善总会或地方慈善机构统筹支配使用。[慈善一元捐行动]统一色彩、统一形象、统一管理规范及一套阶段性的公关活动策划机制，以保持社会对此项目的关注。自2002年3月试运营至今，北京市已经有数百台多功能募捐箱分布在各类公共场所。 3、红丝带行动 自1981年世界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来，经过短短的二十年，艾滋病人死亡人数已达2480万。根据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达84万人！而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统计，我国仅15岁以下的艾滋孤儿就有76，000人。这些孩子本该享有和普通儿童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但部分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的子女和艾滋孤儿却因贫困或受家庭影响存在着上学难的问题。 继希望工程之后，中国青基会再一次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将关爱艾滋孤儿和艾滋感染者子女作为基金会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希望提供给青少年的不仅是物质的关怀，更是精神的蔚籍。 2002年8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年报社、桂林乳胶厂（高邦公司）共同发起并在中国青基会设立“中国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公益基金”，实施“红丝带行动”预防艾滋病综合公益项目。开展希望工程特别资助项目，专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