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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日本的影响
李文英(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河北保定 071002)
摘 要:19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在明治时代国家主义迅速膨胀的形势下,由德国人赫斯耐克特导入日本。在日本,赫尔巴特教育理论被赋予儒教式的解释,并不断走上形式化。对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摄取和反思又揭开了日本大正新教育运动的序幕。
关键词:赫尔巴特;教育理论;日本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1)03-0028-05
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是努力把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使教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倡导者,是近代教育科学的开拓者。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其祖国德国及欧美各国倍受推崇,而且广泛地传播于东方各国。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流传到日本,在赫尔巴特学派学者的积极倡导下,日本全国上下形成了赫尔巴特教育学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对日本教育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本文拟对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导入日本的背景、经过及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进行研究,以便窥知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日本的影响。
一、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传入日本的时代背景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传入适应了日本当时的社会形势。
19世纪80年代明治政府在与自由民权运动的对峙中,逐渐放弃了全面文明开化的欧化主义,转而与保守的国粹主义相结合,走上了国家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欧美各国中,德国与英国、法国相比是相对落后的国家,但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落后的德国却战胜了强大的法国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国势蒸蒸日上。俾斯麦奉行的国家主义政策被明治政府领导人看做是德国由弱变强的重要原因。因此,明治领导人决定效法德国,实施国家主义政策。国家主义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以道德教育培养忠于国家的国民,而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将心理学作为其教育方法的依据,将伦理学作为其教育目的的依据,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强烈的道德品质,这与同时代的日本以德育为中心的教育要求正相适应。而且,赫尔巴特将道德性的意志归纳为“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或报偿”,并冠之以“五道念”的名称,这五种道德也与日本古来就有的传统道德观念相符,因而极易为日本人所接受和欢迎。另外,赫尔巴特流派倡导“五段教育法”,主张任何教学科目都可以运用“预备”、“提示”、“比较”、“总括”、“系统”五种形式化的阶段来进行教学,这种机械的合理主义的方法,也与当时日本教育界追求合理主义的心理完全一致。因而,与明治维新10年后裴斯泰洛齐和斯宾塞教育思想的盛行相对应,明治维新20年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大流行绝不是偶然的。
二、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导入赫尔巴特学派的直接导入是由德国人爱弥尔·郝斯耐克特(EmilHausknecht)应聘到日讲学而促成的。明治14年政变以后,明治政府决定制定帝国宪法,1882年伊藤博文为了调查宪法前往德国。以此为契机,日本兴起了u€收稿日期:2001-02-20基金项目:1999年度河北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S99201)。“崇拜德国热”,学习借鉴的目标向德国明显地倾斜。“伊藤博文从德国回来后,重新从德国招聘了几名宪法编纂顾问,重新从德国聘请了法科大学的教师,也重新从德国招聘了陆军教师。正如当时的俚语所说的‘这啦那啦如果不是德国的就活不了’。”[1]在这种形势下,受伊藤博文的邀请,郝斯耐克特作为新教育的指导者于1887年1月应聘到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担任教育学教师,讲授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他的建议下,1889年文科大学开设特约生教育学科,以培养高等和寻常中学校的教师。[2]接受教育的特约生中有谷本富、汤原元一、稻垣末松、山口小太郎等人,后来他们都成为日本赫尔巴特教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与此同时,1887年12月,有贺长雄翻译的《麟氏教育学》由牧野书房出版发行,这是介绍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第一本书。
郝斯耐克特在东京大学讲授的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但其观点与赫尔巴特并非完全一致。据《教育评论》杂志1891年5月号和6月号所载的《郝斯耐克特的教育意见》来看,与赫尔巴特教育学“强烈的个人教育学色彩和体育的欠缺”不同,郝斯耐克特的个人教育见解则是极端国家主义的,而且十分强调体育。正像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在日本,赫尔巴特教育学被削除了个人主义性格,作为其目的的道德品性的陶冶被替换为国民道德的陶冶,将赫尔巴特教育学作为与其本身完全不同的国家主义教育学而加以接受。这种理解方法当然与当时日本正处于国家主义的昂扬期有关,但同时,郝斯耐克特本身所具有的国家主义思想对赫尔巴特教育学在日本的这种变容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郝斯耐克特十分强调国家主义。他认为“历史讲授必须始于日本,终于日本;构成地理授课的始点必须是日本,其中点是日本,其终点也必须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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