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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大学生二语习得个体差异探究 学习者个体差异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以英语学习问 卷形式对徐州医学院126位大二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生源是不变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中间因素认知风格为诸多 可变因素的显著差异提供合理解释。认知协调的受试普遍获 得较高二语水平，认知偏误是导致受试二语习得水平低的重 要原因。可变因素焦虑对二语习得无显著影响，动机未必促 进二语学习，态度与其他可变因素相互作用最终显著影响二 语习得。 个体差异二语习得大学英语一、引言 学习者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学习者个体差异对二语 习得水平产生很大影响。根据Ellis的观点，第二语言学习 者个体差异的一般因素可以看作是由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 构成的连续体。不变因素指那些不被外部环境控制的因素， 如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年龄、性格、语言学能等。可变因素指 那些因外部因素影响而变化的因素，如态度、动机等。还有 一些因素介于二者之间，如学习者的认知风格。 长期以来，外语教学研究人员对学习者个体因素进行了 大量研究，其中二语学习的动机、态度、自我认同等都是较 为典型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局限性在于, 针对的主要是学习者个体差异中的可变因素，忽略了学习者 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成长历程等不可变因素及介于二者之 间的中间因素。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项研究涉及较多个人信息，为了减少研究对象不愿公 开的顾虑，及增强对调查者的信任，根据便利抽样的原则， 以地方高校徐州医学院，笔者任教的2011级预防，药学及 公共卫生管理三个自然班共126名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发放 调查问卷126份，回收有效问卷119份。为了便于量化分析, 按照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成绩高低对研究对象进行排序 分组，以首尾33%作为划分标准，取总分最高的前39名研究 对象代表二语习得水平高者，取总分最低的后39名研究对 象代表二语习得水平低者。经过t检验，确认两组成绩存在 明显差异，分属于两个不同群体。 2.研究工具 本文数据来自调查问卷。根据秦晓晴外语问卷调查法设 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封闭式问题，采用利克特五级 量表，主要沿用高一虹等调查问卷的设计框架及问题。第二 部分为个人背景信息问题，主要调查了生源、性别、是否独 生子女、性格、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开始学习英语的阶段这些 不变因素。在正式调查之前，笔者首先挑选好、中、后进学 生各2名对问卷进行试答，根据试答者的反馈和数据分析结 果检验问卷达到了测量所要测的结构。 3.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整理后使用SPSS17. 0进行了统计分析。计算 研究对象描述统计量及各因素相关分析。对不同二语习得水 平的两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两组显著性差异。 三、数据分析与讨论 1.不变因素 根据问卷调查，徐州医学院2011级本科生119名研究 对象年龄介于19?23岁之间，其中城镇生源24%,农村生源 76%,城镇生源中只有2人来自城市，其余均来自县城。独 生子女为少数，占总体44%,男生多于女生，占总体56%, 几乎半数约49%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父母受教育程 度普遍不高，大专或以上文化程度只占7%,中学程度占71%, 小学程度占22%。受调查者性格大多开朗活泼，62%为外向或 偏外向性格。不变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因素均呈 显著相关。其中生源因素与是否为独生子女相关度最高，相 关系数为0. 644,统计结果表明，城镇生源基本都是独生子 女，农村生源的非独生子女较多。性别因素与性格因素相关 度最高，相关系数0. 885,女生性格比男生性格更外向活泼。 是否独生子女与始学阶段相关度最高，相关系数0. 903,独 生子女大多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而非独生子女则起步较 晚。父母受教育程度与性格因素密切相关，相关系数0. 861,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性格外向活泼的比例越高。对两 组的不变因素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高水平组与低水平组在生源，性别及是否独生子女因素 上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明显程度依次是生源(t=-5. 197, p0. 01),是否独生子女(t=-2. 828, p0. 01),性别(t=2. 094, P0. 05)o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始学阶段因素上无明显差异, 性格因素无差异。虽然理论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较早开 始学习英语(小学)，外向型性格都促进第二语言学习，但 结果表明这些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水平高低之间的关系并 不像想象的那样密切。在地方高校大学生群体中，最关键因 素还是生源。由于整个社会沿袭计划经济体制划分的，不合 理的城镇和农村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村大学生因 成长环境和成长资源的不同，在二语习得中处于弱势地位， 要与城镇大学生在二语习得水平上拉平差距，农村大学生必 须更加努力。独生子女身份更有利于二语习得